導讀：近年來,“找回我們的節日”成為一句中華文化復興的口號。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中，積淀著非常豐富深厚的中華民族心理，有哲學的，有社會學的，也有美學的。從這些傳統節日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曾經非常風流浪漫、青春昂揚的精神性格，只是自明朝以來，我們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氣，少了一些對人生和人性的狂歡表達，正像著名學者余世存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的：“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面臨轉型的時期，我們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呼喚‘少年中國’一樣，呼喚公共生活的空間和社會人格的塑造。”

戀戀不舍地結束了清明假期，許多人已開始滿懷期待，為一個多月之后的端午假期做計劃。“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那么節日就是浪花。節日給了我們調整精神，再次出發的機會。”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蕭放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傳統節日在今天有著更為豐富的現代價值，“傳承文化認知、增強民族認同、調劑精神狀態”。

回溯古時，源于四季自然氣候變化與農事活動的中國傳統節日，是圍繞祈求豐收與慶豐收這兩大主題展開的：春季祈生殖、夏季驅疫蟲、秋季慶豐收、冬季慎儲備。與二十四節氣同時并行的節日，主要表現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間。朔為“上日”，是各月之初一，又稱“元日”，正月朔日謂之元旦，是舊歷新年之始。隨著禮儀的形成，秦漢時期，中國的主要節日除夕、元旦、元宵、端午、七夕、重陽等已成習俗，趨于定型。

蕭放指出：“傳統節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它承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是民眾精神信仰、審美情趣、倫理關系與消費習慣的集中展示日。”梳理這些傳統節日，或許能讓今人對天人關系、人人關系、人與自我關系的積極作用，有新的認識。

除夕達旦守新歲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大節。作為歲首新年，春節在中國已經走過了至少三千年歷程，其產生與古代歷年概念的形成有著直接關系。蕭放指出，“從本質意義上說，春節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時間感受與時間意識”。

我國人民以寒冬將盡，春陽萌動之時作為新年伊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臘祭”，其主要內容是感謝諸神上一年的賜予，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古時“獵”與“臘”字相通，人們用獵獲的野獸作為祭品舉行大祭。《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詩經·七月》則記載了西周時期舊歲新年交替時的節慶風俗，“朋酒斯饗，曰殺羔羊”，人們將美酒和羔羊獻給諸神，以酬謝一年來神的保佑和賜福。

上古的年終祭祀風俗發展至秦朝，農歷的十二月開始作為歲終的“臘月”固定下來，只是具體日期不定。直到漢代，“臘日”，即臘月初八才得以明確。到了南北朝，人們在“臘八”不僅祭祀天地神靈，還要供奉祖先，祈求豐收吉祥。這一天也發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風俗，比如熬臘八粥、泡臘八蒜等。

《隋書·禮儀志》曰：“臘者，接也。”意思是臘有“新舊交替”的蘊意。民間常有“報信兒的臘八粥”之說，過了臘八，新年就來到了。

春節(正月初一),作為歲首大節,最早確立于漢朝。漢太初元年,漢武帝頒行《太初歷》,確定以夏歷的正月初一為歲首。隨著社會的發展，從漢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過新年的習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換桃符、游樂賞燈等活動都已出現，慶祝的日期越拉越長，逐漸演化為我國的第一大節日。

年三十是舊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燈火通明，全家人圍爐夜話、通宵不眠，名為“守歲”。晉朝已有守歲之俗，周處《風土記》說蜀人“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年夜飯是一年中最豐盛的團圓飯。蕭放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年夜飯來源于古代的年終祭祀儀禮，可謂是“人神共進”的晚餐，菜肴充滿寓意。中國南方地區的年夜飯有兩樣菜不可少，一是頭尾完整的魚，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稱圓子，象征團圓。傳統北京人的年夜飯中必定有荸薺，諧音“必齊”，就是說家人一定要齊整。

祭祀祖先、禮敬尊長，是春節的精神內核之一。

著名學者余世存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人們會自發地“把傳統和現實打通”，讓節日習俗的形式適應時代發展的變化——比如，古人們會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飯菜；而今，人們會擺出先人照片，在照片前擺供，是為“家祭”。——南宋詩人陸游就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

春節期間，各地還有一些有趣的特色節日。如在山西、內蒙古一帶，正月初八為“敬八仙節”，以求得八仙顯靈，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在廣西岑溪一帶，正月初十是“花燈節”，當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廟掛花燈，向社王“報人丁、祈平安”。

千百年來，春節昭示著我們的來路和去處。余世存認為，春節不僅蘊涵著節日的秘密，而且更有著文明的秘密。“無論人類個體在生活的風雨中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里，他必須回歸基本，他的起點，家人、鄉鄰、桑梓。”

元宵鬧夜人狂歡

“一年明月打頭圓”，新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意義非凡。

“元宵節”與我國本土的道教關系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謂“三元”神之說，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別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為誕辰，因此，在這“三元”之日都要舉行祭祀活動。其中“上元”又叫“上元節”，是元宵節的別稱。按照這個說法，元宵節起源于對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動。

《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太一也叫“泰一”、“泰乙”，戰國時就被認為是極其顯赫的神明，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漢武帝對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其奉祀之時恰在上元，從黃昏時開始，至翌日天明結束，這種祭祀儀式對元宵節的形成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漢代，京都平日實行宵禁，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于元宵節有張燈觀賞的習俗，因此也成為“燈節”。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佛教教義中將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漢明帝為宣揚佛教，敕令在上元之夜“燃燈表佛”。從此以后，元宵張燈便蔚然成風，相沿成俗。

蕭放教授說：“元宵的民俗與除夕是相對應的。除夕夜是關門團圓，人們暫時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系，處于靜止狀態；而在元宵夜，人們以喧鬧的戶外游戲，打破靜寂，‘元宵鬧夜’成為明顯的節俗標志。”

到南北朝時，元宵歡慶活動比漢代更熱鬧，梁簡文帝曾作《列燈賦》，描寫元宵張燈景象：“南油俱滿，西漆爭燃。蘇征安息，蠟出龍川。”

至隋朝，隋煬帝在元宵節的張燈、游玩活動上花費巨大。《隋書·音樂志》記載：“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從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彩。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聯者，殆三萬人。”

到了唐朝，經濟高度繁榮，社會空前安定，元宵節慶祝活動規模之盛大，遠非隋煬帝時能比。元宵放燈的習俗，在唐代也發展成為盛況空前的燈市。唐玄宗時的開元盛世，長安的燈市規模很大，燃燈五萬盞，花燈花樣繁多。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燈樓，光照長安。楊貴妃的姐姐韓國夫人也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麗皆見，光明奪目”。

對皇帝和朝廷來說，元宵節是展現“太平盛世”“與民同樂”的重要契機。唐玄宗規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3天。宋朝的城市生活進一步發展，元宵燈火更為興盛。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十八兩天元宵假期，親登御樓宴飲觀燈。

至明代，元宵放燈節俗在永樂年間被延至10天，京城百官放假10日，民間百姓徹夜賞燈游樂。江南才子唐寅在《元宵》一詩中寫道：“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

清代的元宵燈市依舊熱鬧，只是張燈的時間有所減少，一般為五夜。據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所載，清代北京的元宵燈火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花燈多以紗絹、玻璃制作，上繪古今故事，以資玩賞。

元宵節前后，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節日，如山東一帶在正月十五舉行“火神祭”，臺灣竹東地區客家人在正月二十舉行“客家山歌節”等。

蕭放教授認為，在今天，元宵節的文化利用價值被低估了。“在當下社會，如果我們有意識地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娛樂的空間，鼓勵廣大市民的參與，讓傳統的‘鬧元宵’變成城市社區的‘狂歡節’，這對于活躍民族精神、穩固社會秩序是有積極作用的。”

余世存也認為，在新的時代，應該創造條件讓元宵節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的“狂歡節”得以復興，再次滋養民族性格。

余世存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它的精神性格曾經是非常青春昂揚的，而自明朝以來，我們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氣，缺乏對人生、對人性的狂歡表達。近千年以來的中國人是偏向收斂和老成的。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面臨轉型的時期，我們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呼喚‘少年中國’一樣，呼喚公共生活的空間和社會人格的塑造。”

余世存指出，在社會學看來，“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拓展人們的公共生活空間，推動傳統節日精神內核的回歸，對崛起中的中國是十分必要的。

清明自問清明否

《論語》有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蕭放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在傳承至今的民俗節日中，唯有“清明”是節氣兼節日的民俗大節。清明節真正成為節日是在唐宋以后，但其歷史源頭卻可追溯很遠。今天的清明節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春季節俗的綜合與升華。

民俗學家、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副教授任寶菊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歷書》中是這樣描述清明節的：“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

任寶菊說：“我們今天過的清明節逐漸融合了春天的3個重要節日，即清明節氣、寒食節、上巳節(俗稱三月三)，這是中華幾千年文化的結晶。”其中，寒食節還與一個流傳千年的“感恩故事”有關。

春秋時期，流亡多年的晉文公重耳回到晉國做了國君，他的近臣——曾在重耳潦倒饑餓之時，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燒給重耳吃的介子推，卻跑到山中隱居。為報答介子推，晉文公招他出山做官共享榮華，介子推卻不應。為逼迫介子推出山，晉文公派人放火燒山，沒想到介子推寧死不出，竟被活活燒死。

今天的我們，何嘗不需要常懷感恩之心呢？感恩那些在人生不同階段曾關愛、溫暖、陪伴我們的故去親朋，感恩那些為國家民族捐軀的仁人志士。如今許多年輕人以過西方的“感恩節”為時髦，其實在蕭放眼中，清明節就是中國人的“感恩節”。

蕭放指出：“祭祀先人實際上是一次生命倫理的教育、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感恩是社會基本的倫理基礎，我們利用清明時節，追思祖先業績，提倡家庭、社會對先輩歷史的尊重、敬畏與感恩之心。這種樸素的感情有利于整個社會層面的感恩文化的培養。在追思中學習感恩，對別人、對社會心存感激，人與人之間就會充滿關愛與同情。”

不過，在任寶菊看來，今人未必非要將我們的傳統節日與西方節日一一對應，“‘感恩節’相較于清明節的原義還是略顯沉重了些，我更希望清明是人們擁抱春天的節日”。

在余世存看來，在清明這樣一個春光明媚、生機盎然的時間祭祖掃墓、直面死亡，也與中國人的美學觀念有關。“春光燦爛，但又短暫易逝。中國人也會想到人生的短暫無常，想到生與死的眷戀和哀傷。”

在新作《時間之書》中，余世存這樣寫道：“人生或日常生活能否清明，一個人是否是一個干凈的人？就像清明節名稱本身提示的境界，在清明節期間，值得我們捫心自問。”

“孔子所謂，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就是說，祭祀行為本身就是讓人明白人應該有所節制，有所敬畏。在先人面前，人不應該任性，為所欲為。”

端午傳承屈子魂

端午節始于春秋戰國時代，“端、初”同義，“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在數千年的傳承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具有全國共享意義的端午節節俗傳統，那就是避瘟保健與追念先賢。從中，我們可以提煉出五大節日要素，分別為避瘟保健、人神祭祀、飲食、娛樂、家庭人倫等。

先說避瘟保健。端午處于濕熱的仲夏時節，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們從生理與心理上都強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脅。人們將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毒氣流行的惡月惡日，采取各種措施，“以禳毒氣”。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人們禁火，禁止陶煉，閉門掩身等。據《荊楚歲時記》載，用青、黃、赤、白、黑五色絲線，系于臂上或掛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

端午節是祭祀先人的時節，除了臺灣等地沿襲古老的夏至祭拜祖先外，多數地區祭祀的是具有高尚人格或對地方有特殊貢獻的先賢。如楚地的屈原、吳越地區的伍子胥、勾踐與曹娥、廣西蒼梧的陳臨、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等。其中，屈原在后世影響最大，長江中游端午節俗中最引人矚目的“龍舟競渡”，傳說就是為了追悼屈原。如清代同治《巴縣志》所說：“至設角黍，鬧龍舟，吊屈平，楚俗也。”

在余世存看來，華夏文明需要屈原來增富其詩性品格和靈魂維度。他認為：“屈原公開地、淋漓地訴說自己的內心感受，有著不容玷污的心靈高貴和美，他是我們民族歷史里第一個訴說自己心靈史的人。”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個關注人生的詩人，成為華夏文明史上的第一個大詩人。滴淚之恩，涌泉相報，世世代代，中國人民懷念著這個不幸的詩人。

蕭放強調：“得益于端午節的周期性講述，屈原的傳說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在全球化的時代，在世界文化融匯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強民族的內聚力，傳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十分必要。”

節日食品象征著對歲時的感知和精神表達，粽子正是如此。粽子是南方民族的傳統食品，也是南方傳統的祭品，以“粢”祭神的習俗，在江南稻作區源遠流長，粽即粢類食品。荊楚地區很早就有了裹飯祭水神的風習，南朝時期，這也成為悼屈的內容之一。梁朝的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明確說到，五月五日楚人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龍竊食，在竹筒上塞楝葉，并纏彩絲。后世改為菰葉包裹。端午節日飲食中還有菖蒲酒、雄黃酒，以驅邪避疫。

端午節賽龍舟傳統至今在南方水鄉地區傳承，并且主要表現為水上競技運動。競渡的風俗在古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唐人張建封的《競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蕭放指出，聚合家庭情感是中國傳統節日的要素之一，端午節自不例外。除了祭祀祖先等傳統節日內容外，端午節還特別重視未成年的女性，明代北京端午期間，家家以石榴花裝點小女孩。直到近代，在江蘇、湖北、陜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節也要回娘家省親，她們帶著幼兒回娘家，稱為“躲端午”。

七夕乞巧更乞“橋”

每年農歷七月初七，是我國的傳統節日——七夕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

七夕節源于漢代，東晉葛洪《西京雜記》中記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俱習之。”這是我們目前所知有關七夕的最早文獻資料。古代婦女七夕乞巧也屢屢在唐詩宋詞中被提到，唐朝王建有詩云：“闌珊星斗綴珠光，七夕宮娥乞巧忙。”

今天許多人把七夕稱為“中國情人節”，對此，任寶菊和蕭放都表示不太認同。任寶菊強調：“準確地說，七夕節是傳統節日中唯一一個屬于女性的節日。”蕭放也指出，傳統七夕是女性節日，它主要強調“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夠心靈手巧。七夕還通過牛郎織女的故事來強調兩性的愛情忠貞。此外，七夕還與科舉考試有關，據說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星是主管科舉考試的神仙。

也有學者認為，七夕是父權社會出現之前的神話母題，是請神下凡又送神上天的儀式，乞巧的最初意思為向天神乞橋，“乞求溝通的橋梁”。

余世存指出，農歷的七七這一天多半在陽歷的八月上旬左右，在上古中國結繩記事的時代，七七前后發生的事情是以升卦、訟卦、困卦這幾個卦符號表示的。即，在每一年的八月上旬，會有因瓜果農作物豐收而產生的糾紛和困局。

人們在爭斗中尋求突圍解決之道，希望請神下凡化兇為吉，而天神下界則需要虹橋。余世存說，七七的祭神儀式最早跟男人無關，是女人們的工作。白天男人們互相爭斗，而夜晚天然地屬于女性，女人們虔誠地祈求和平與順遂。“在文明的時間流逝中，在出現爭斗、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乞橋，以與世界溝通。”

文字出現后，橋與巧相通。乞橋的請神儀式就逐漸轉變為乞求心靈手巧的祈禱儀式，比如，穿針乞巧、投針驗巧、吃巧果、拜織女……

在余世存看來，“牛郎織女”的故事，也是中華民族在集體無意識層面，尋求解決困境的表現。

“‘牛郎織女’的故事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那是一個文明坎陷、充滿苦難的時代，河南南陽等地是離亂最為嚴重的地方。而‘牛郎織女’的故事相傳就發生在南陽。”

某種程度上，“牛郎織女”成了中國故事的母題——窮苦困頓的主人公需要過上好日子，得有另類異類的女性來救助，從《聊齋志異》到今天的宅男幻想，莫不如此。余世存認為，在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里，牛郎可以被解讀成古老的中國，命運多舛，負重前行，問道于神靈。

余世存指出：“我們今天看待中國民眾對文明的判斷、對尋求文明突破的努力，通過七夕這個節日可以得到一些啟示。七夕不僅是關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是關于文明如何走出困局而新生的故事。”

中秋月圓人團圓

關于中秋節的起源，學界說法有三：一是源于上古時期就開始的月亮崇拜，二是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于古人在秋季為慶祝豐收而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動。而我國“民族傳統節日與國家法定假日課題組”撰寫發布的《中國節典：四大傳統節日》中指出，這三種說法只是用來解釋中秋節某些習俗的起源的，不能用來說明整個節日的起源。因為這三種活動在上古時期就有了，而中秋節在唐代以前的記載中還沒有出現。

宋代專門記載風俗習慣的周密《武林舊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這兩部書，就都設了“中秋”條目，較細致地記載了北宋以來的中秋習俗。但中秋節最初形成的時間還是要往前追溯。

根據大量的詩文記載，唐代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賞月、飲酒、賦詩的習俗，而且在文人、社會中上層已經蔚然成風。可以判斷，唐朝已經形成了中秋節，宋代則是中秋節的繁盛期。明清之際，唐宋時偏重于精神玩賞的中秋節，逐漸轉變為注重世俗人倫的中秋節，月餅也開始流行。明代《帝京景物略》記載：“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餅必圓……月餅月果，戚屬饋相報，餅有徑二尺者。”

團圓是中秋節俗的中心意義。中秋為花好月圓之時，人們由天上的月圓聯想到人事的團圓。蕭放說：“明清時期，由于理學的浸染，民間社會鄉族觀念增強，同時也因為人們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認識到家族社會的力量，因此人們在思想情感上，對家庭更為依戀。”

明月的意象與意境，還結出了禪宗美學的文化碩果。馮驥才在《我們的節日：中秋》一書中這樣寫道：”大團圓的結局、大團圓的意向、大團圓的人生理想，是中國文化的情結……月亮圓通的形與光，直通圓通的佛性。具有圓滿之美的禪是眾生之本性、生命之靈光，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審美的最高境界。”

重陽登高百事高

寒露時節中，有一個節日，就是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

余世存說：“‘九’在易經中是陽數，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陽、兩九相重，所以又稱‘重陽’或者‘重九’。”重陽節最早見于記載是在三國時代。據曹丕《九日與鐘繇書》中載：“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蕭放在《重陽節俗漫話》中曾指出，登高野宴，是重陽節俗的中心內容。登高的原始意義在于逃避災禍，重陽為何登高，登高又何以能避禍？

“重陽天氣初寒，人們容易感染時疾；而且在神秘的陰陽觀念居支配地位的時代，九九重陽意味著陽數的極盛，凡事盛極必衰。因此，重陽之日是令人生畏的災日。而登臨高山，在先民觀念中意味著靠近天神，易獲福佑。”蕭放寫道。

用新收獲的黍稻制作而成的重陽糕是重陽秋祭的祭品。糕在漢語中諧音“高”，是生長、向上、進步、高升的象征。據北宋呂原明《歲時雜記》記載，宋人在九月九日天亮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愿兒百事俱高。”

如果說清明節是“踏青”迎春，重陽節則是“辭青”送秋了。重陽昭示人們在人生征途上繼續登高，珍惜最后一抹夕陽，與黃菊、紅葉共抗寒霜；重陽也自然而然地在后世發展為祝壽節、老人節。

百善孝為先，如何讓老年人在晚年仍活出價值和精彩？任寶菊認為，在人口老齡化的今天，“重陽節提示老年人要老有所為，而社會應該為老有所為創造條件。”

任寶菊曾連續20年跟蹤調查北京某社區，也因此結識了社區里的一位張姓老人。張老從64歲到如今84歲，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在做社區工作，比如把老年人組織起來，在兩會期間自發站崗巡邏，春節包餃子送給沒能回家過年的門衛，臘八組織老人熬臘八粥給全社區的人分享……

任寶菊說：“張老把整個社區的老年人全部調動了起來，下至剛退休者，上至年近九十者，都在發揮余熱。但這些老人的努力一直沒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任寶菊建議，“政府應該專門設立一筆‘重陽基金’，對這些老人的奉獻精神予以鼓勵”。她認為，這是一個關系社會和諧、社會穩定、科學發展的現實問題，應得到各界關心重視。

近年來,“找回我們的節日”成為一句文化復興的口號。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日益得到關注與倡導的今天，上述傳統節日及其內涵所面臨的挖掘傳承、與時俱進等問題，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所關注。

蕭放認為，曾經，在“革命”的語境之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習俗一度被阻斷、禁止、改造，這導致了傳統節日的空洞化、表層化。由于文化記憶的遺失，一些傳統節日失去了其豐富的象征與內涵，也給其傳承帶來了困難。

蕭放說：“全球化與民族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人們在彼此的接觸交流中越來越欣賞對方的文化，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傳統的節日文化正是這樣一個交流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臺，是中國民族文化身份的標記之一。我們應該從保持文化的多樣性、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傳承人類文明的高度認識我們傳統節日的價值。”（蔡夢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