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裴子（公元1884—1968年）原名聞泰，又名長光，字裴子，以字行，浙江杭州人。邵裴子出生于書香門第，只是邵家早已開始敗落。他幼年喪父，依靠母親刺繡度日。邵裴子的啟蒙教育接受自他的母親。16歲那年，邵裴子在杭縣和杭州府連考五場，獲秀才功名，稱為稟膳生員，可從公家按月領到一份補貼。這大大減輕了母親的負擔。邵裴子憑這份微薄的生活費繼續用功，于19歲考中舉人。正當他躊躇滿志地準備在考場上大顯身手時，清政府宣布取消了科考制度。與那個時代的許多讀書人相似，剛聽到這消息時他有點意外，繼而感到迷惘。邵裴子并沒有如許多老派讀書人似的號啕大哭，他的表現還算平靜，后來終于醒悟了。

西諺說上帝在關上一扇門時，會打開另一扇窗。對邵裴子而言，他的另一扇窗即是新式教育。非常幸運的是，1904年邵裴子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經濟特課班學習英文，與李叔同、謝無量等成為同學。1896年10月，盛宣懷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條陳自強大計折》，附奏《請設學堂片》，稟明兩江總督劉坤一，擬在上海捐地開辦學堂，經費由輪電兩局捐輸。12月得到光緒皇帝準允。因學堂地處南洋（當時稱江、浙、閩、廣等地為南洋），參考西方學堂經費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為公學，故定名為南洋公學。后幾經更名，最終確定為上海交通大學，且為全國各所交通大學的總校。當時交通大學的教師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學對學生的管理也很嚴格，因此畢業生大都較為優秀。更難能可貴的是，時任南洋公學的總理即為后世所熟知的蔡元培。蔡元培一貫視教育為救國的基本途徑，推崇思想與學術自由，是教育獨立的積極倡導和支持者。他不僅為中國近現代大學教育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其中的許多真知灼見，如重視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發展學生個性，主張“溝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學問的專家實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1905年，邵裴子又以學業優秀獲官費資助，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管理，獲學士學位。1909年邵裴子學成回國，相繼擔任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英文教習、經濟學教員、教務長和校長。

此后，邵裴子接受蔡元培委派，1913年去北京，先后擔任了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經濟科主任，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財政部監務等教職。北伐戰爭前夕，邵裴子從北京回到杭州，籌建幾度易名并一度停辦的浙江大學。1928年7月，浙江大學又冠以“國立”二字，下設工、農、文理三個學院，邵裴子被任命為首任文理學院院長。邵裴子親自籌劃院址、添置圖書設備、延聘教師……在學科建設方面，他亦十分注重質量，如史學與政治學系、中國語文學系等曾停辦或改學系為學門，主要是師資質量問題。他曾說：“文科各部門，特別是中國語文學方面，可以勝任教授者極少，與其降格以求，不如寧缺毋濫”。

1928年11月，由于校長蔣夢麟去南京改任教育部長，邵裴子即以文理學院院長兼任國立浙江大學副校長，主持校務。1930年7月邵裴子被正式任命為國立浙江大學校長。邵裴子的辦學主張是“學者辦學，輿論公開”，他的辦學思想是“寬大的范圍內，予學生以思想及行為之自由，但使仍受校規、道德與健康條件之嚴格約束，以養成其獨立而有規律之生活習慣，為將來擔當完全的國民責任之準備”。可以體悟到，這些理念直接受到了蔡元培大學教育思想的影響。

邵裴子在執掌浙江大學期間，注重教學質量，強調大學教育之目的，是以培養通才為主。當時浙江大學文理學院的學制為4年，4年內學生必須讀完120學分。一二年級著重基礎課，三四年級著重專業課，其中有必修課，也有選修課。這些先進教學理念與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邵裴子把浙江大學前身求是書院的“求是”精神作為辦學指針。如當時從美國歸來的英文副教授佘坤珊，對一年級學生不僅要求通讀當代英文原著，而且要學寫英文詩歌、散文，大一學生自然很難接受。本著實事求是精神，邵裴子與佘坤珊商量，將大一英文分為Ａ、Ｂ、Ｃ三班，其中Ｃ班內容較淺，進度也慢，這樣頗受學生歡迎。

邵裴子還主張培養一批“士流”，認為“士”有其崇高的品格，如古人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士可殺，不可辱”。因此他認為學生中如有行為不端的也不用記過和開除，情節較嚴重者予以訓戒，屢教不改者令其退學。在邵裴子任文理學院院長和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培養了不少人才，如王漠顯、盛耕雨、孫澤瀛、王承緒、徐瑞云、江希明、黃肇興、朱壬葆等。這些學生中的佼佼者，后來絕大多數成為浙江大學各學科的骨干教師，并在竺可楨擔任校長后的艱苦環境中頑強崛起。

1934年，邵裴子離開了浙江大學，離開了他創辦的浙江大學文理學院。

新版《浙江大學校史》如是評價：“邵裴子的辦學方針顯然與蔣介石實施法西斯獨裁的宗旨是不合的，處在這樣的時代，當然難展其抱負，只得辭職。但邵先生是當時浙大師生懷念的一位好校長。”

離開浙大后的日子是孤寂的，可孤寂往往是藝術創作的催生劑。邵裴子重新拿起了毛筆和鐵筆。邵裴子從小練習書法，兒時的理想并不是想當書法家。在那個時代，是讀書人都會寫毛筆字，書法只是衡量一位文化人綜合素養的標準之一。邵裴子習書從描紅臨寫王羲之的《蘭亭序》著手，也臨摹過陸柬之書寫的陸機《文賦》，后來轉習董其昌的行草書。當他將一手毛筆字寫得滾瓜爛熟時，突然發現姿媚有余而內力不足。當年書壇尚碑之風熾烈，可邵裴子絲毫不受時風影響。他從李北海的《麓山寺碑》中汲取神理，下筆自然沉雄清靈。每逢至友和學生請求墨寶，邵裴子即欣然揮毫，潤筆多寡并不在意。

還在任職浙江高等學堂期間，邵裴子襄助陳漢弟選輯了《伏盧印譜》。邵裴子原本喜歡金石字畫，在襄助陳漢弟編輯拓印《伏廬印存》的過程中，他直接學習到了篆刻技藝，這也成為他日后的藝術創作門類之一，并促使他加入了西泠印社。

賣字賣印的收入并不能保障全家的生活。在朋友幫助下，邵裴子賦閑期間，在杭州為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做些著譯工作，先后編著了《林和靖先生詩集》、《唐人絕句選》等，又翻譯出版了培根的《學問之增進》。

不愜意的日子很快翻篇，社會還記得邵裴子為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

1949年新中國成立，邵裴子出席了浙江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被選為第一屆政協委員。1953年邵裴子加入民革。邵裴子在民革大放異彩。1954年起邵裴子擔任民革浙江省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副主任委員。盡管年高體弱，兼職較多，但他仍十分關心民革工作。當時民革的工作重點一是推動和幫助民革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二是團結和調動舊軍人和舊政府人員的積極因素，參加國家建設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邵裴子親自動員一批老知識分子參加民革。

1958年邵裴子被選為民革第四屆中央委員，1961年被選為民革浙江省委主任委員。這年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在杭州飯店約請邵裴子、馬一浮等知名人士座談并共進晚餐，使邵裴子深受鼓舞。這年10月，邵裴子出任浙江省各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紀念大會上，邵裴子代表浙江省民革講話，號召社會各界學習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不斷進取的精神，為促進祖國統一貢獻力量。他在浙江省民革領導崗位上工作了15年，在生活上從不向組織提什么要求，還常說為民革做的工作太少了。在三年困難時期，他書寫毛澤東主席的《長征》詩供民革浙江省委懸掛，用“紅軍不怕遠征難”的精神，鼓勵在民革工作的同志克服暫時的困難。

邵裴子不僅是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也是浙江省文物文保事業的創始人和開拓者。

杭州有“三大地保”——馬一浮、張宗祥、邵裴子。傳說民國期間，歷屆浙江省主席到了杭州，都要登門拜訪這三位先生。他們定居在杭州，是中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尊重這幾位老先生，請國學大師馬一浮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請張宗祥出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而后又擔任西泠印社社長。曾經是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的邵裴子于1950年7月受命組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并出任首任主任。

杭州環城西路20號平英閣是一座筑造于抗戰前的民國別墅，主人蔡競平，愛國實業家，杭州閘口電廠總工程師。解放后，省政府把平英閣作了浙江文管會的辦公場所。邵裴子每周兩次從家里出發，坐著黃包車來到文管會，不是主持業務會議就是自己作研究。浙江文管會在主任邵裴子主持下，先后成立調查組和研究組。調查組負責地下文物的調查發掘，組長是沙孟海。研究組負責地面文物的保護維修，組長是朱家濟。陳訓慈則負責購置圖書，搶救古籍和史料。另設有保管組，組長是張任政。1953年，解放后浙江的首次考古在老和山（現浙大玉泉校區）進行，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晚期的文物。今浙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剩山圖》也于1956年由浙江文管會費了許多周折收購進來。

1953年起，浙江文管會開始源源不斷地補充新鮮血液。每批年輕人入職后，邵裴子每周四下午親自上一堂課，主講龍泉青瓷的知識。年輕人眼里的邵裴子平易和藹，亦極有個性。邵裴子做浙大校長時說過：“大學不同于工廠，人才的優異可以定期產出。一個學校辦得劃不劃算，要過若干年才能看出來。”浙江文管會辦得劃不劃算，邵裴子心里自有布局謀篇。年輕人被分批送到北京參加考古訓練班，由郭沫若、夏鼐等親自授課。從這里走出來的牟永抗、王士倫、周中夏、朱伯謙、汪濟英等，均成長為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考古等都由他們作田野考古和后續研究。

邵裴子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1957年5月，邵裴子與浙江省民盟負責人宋云彬對龍泉縣拆塔事件提出了嚴厲批評。他們認為，把古塔拆毀去鋪一條磚頭道路，是曠古未有的荒唐事情。邵裴子還在浙江省人大會議上發言，呼吁要加強宣傳，開展群眾性文物保護。他主張對于文化遺址、古墓群、古建筑、碑碣等應當堅持保存。

邵裴子家里有一個私人圖書館，他可謂愛書如命。還在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因CC派暗中作梗，國民政府克扣了經費，以致浙大教職員工的生活難以為繼。那年過年，有朋友送來100銀元應急，邵裴子卻花80元買了套善本《詩經》。可就是這愛書如命的邵裴子將自己的藏書于1963年全部捐獻給了浙江師范學院（今浙江師范大學），共計1782冊，其中線裝古籍1332冊，英文圖籍196冊，中文圖書254冊。邵裴子收藏的文物中，以古璽印及近現代篆刻家作品為主。這批印章曾由韓登安精拓成三本《觀妙室藏印》。原印璽由后人全部捐贈給了浙江博物館。他留下遺囑，將其收藏的全部文物捐獻國家。

1968年8月1日，邵裴子在杭州病逝，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