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江蘇文化主區之一的吳文化，在中國地域文化中具有獨特地位。它肇始于太湖三山舊石器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文化，以商末“泰伯奔吳”為契機實現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首度融合，成型于春秋時期定都姑蘇、爭霸稱雄的吳國，以“吳儂軟語”為主要語言特征，以環太湖流域的蘇州、無錫、常州為主要區域，輻射到松江（今上海地區）、浙江嘉興、湖州等地，因而在地理概念上是環太湖文化。它具有以下四方面主要特征：

上善若水，兼容并蓄。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吳地沿江環湖，境內水道縱橫，河港交錯。人民食則稻魚菱藕，居則枕河人家，行則舟橋兩便，業則漁殖蠶桑。在明清時期則成為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隨物賦形，融匯百川，吳文化成就其水文化鮮明特征，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高潮：先秦時代，泰伯、孫武、伍子胥等外來精英與子游、季札等吳地本土杰出人物的雙向互動，演繹了中華文明融合的精彩故事；西晉“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亂”和宋朝“靖康之變”三次大規模中原移民潮，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漸次轉移到江南，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湖熟，天下足”之稱，吳地在內外文明沖突和融合中實現了從“尚武”到“崇文”的轉變；明清時期，吳地實現了經濟文教科技全方位發展的輝煌鼎盛，影響力輻射全國。

崇文重教，經世致用。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水同樣賦予了吳地人民聰慧陰柔、崇文尚雅的性格特征。富而思禮，安而重教。吳地文風興盛，清朝全國114名狀元中，江蘇有49名，近乎其半，其中蘇州籍狀元26名，比例過半。蘇州在明代出現吳門畫派，太倉在清初出現婁東畫派，常州在清代出現常州學派、常州詞派、常州畫派、陽湖文派等五大派別，整個吳地的文化世家在明清更是大量涌現。吳文化中又有非常積極入世的一面，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仁者之心，到無錫東林書院學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濟世情懷；從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到常州今文學派援引經典、托古改制的改良維新，生生不息，綿延至今。

柔中蓄勁，雅不廢俗。至柔者至堅，吳地水文化中“隱者”和“道家”的元素發展到極致，便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誠如明代張溥《五人墓碑記》中普通市民呈現的“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猶有先秦時期吳地先民“輕死易發”的遺風。吳地長時期高度繁榮，士農工商等百業融合發展，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互相影響，則帶來雅俗并舉的別樣風貌：“生生燕語明如翦，嚦嚦鶯歌溜的圓”的昆曲流傳全國，百轉春鶯、余音繞梁的評彈長盛不衰，兼城市之便利與山林之幽趣于一身的蘇州園林移步換景，吳門四家筆下不乏市民趣味，馮夢龍“三言二拍”恰似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圖》，明清小說等俗文學流風遺韻迨至民國。

惟精惟新，人巧天工。“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數千年風流繼世、繁華迭代，吳地傳統手工技藝之精致精雅難以置信，子岡玉、供春壺，是一代大匠“匠人匠心”的生動體現。除吳地及國內外博物館藏的豐富珍貴文物外，還有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蘇州入選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6項（占全國近1/5），入選國家級33項，省級100項；無錫入選國家級11項，省級51項；常州入選國家級13項，省級53項。蘇繡、緙絲、宋錦、桃花塢木版年畫、紫砂、惠山泥人、常州梳篦、金壇刻紙等，已成為一張張風采獨具的文化名片，向世界展示著吳文化的無窮魅力。

吳文化是江蘇的精神寶庫，也是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中華地域文化之一。吳文化賦予了中華兒女“杏花春雨江南”的家園情懷，提供了溫暖而不竭的前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