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遞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快遞包裝的污染逐漸顯現。以黑龍江省龍江縣為例,當地縣城每天產生的垃圾中快遞包裝占三分之一左右。業內人士表示,快遞使用的塑料袋大部分為一次性再生塑料袋,但膠帶部分主要材質仍是聚氯乙烯,需要經過近百年才能降解。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僅全國快遞業所使用的膠帶總長度為169.85億米,可以繞地球赤道425圈。(5月16日《經濟參考報》)

據相關部門統計,我國每年產生的2億噸生活垃圾中,約有4000萬噸為包裝廢棄物。從回收來看,山東華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華透露,眼下由快遞包裹產生的包裝廢棄物達到了百萬噸級,但回收率不足10%。數據顯示,包括90%的包裝廢棄物不能回收和利用,一方面沒有循環模式的支撐,會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包裝污染的過快增長,會增加環境壓力并造成生態危機。

因而,無論從降低產品的成本,還是節約社會資源,以及保護環境的需要,都應對快遞包裝污染進行治理,一方面減少其增加的總量,另一方面提高其可利用的效率。作為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環節,破解當前包裝困局需要多管齊下?？傮w來看,這是一場需要自上而下、上下結合、全民參與和社會共治的行動。

一者,實施快遞垃圾治理當以法為先。德國1991年、1997年先后出臺《包裝廢棄物管理辦法》和《包裝回收再生利用法》,法規要求,凡包裝體積明顯超過商品本身10%以及包裝費用明顯超出商品30%行為,應判定為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商業欺詐”。其他如日本,英國等國家在立法上也大同小異,除了對包裝的標準進行明確和限定,對使用綠色環保產品和回收等責任,也進行了界定。相比較而言,國內還沒有針對商品包裝、快遞包裝的專業性立法,在責權利上沒有明確的規定與界定,使得包裝管理目前還“無法可依”。

二者,標準的缺乏導致執行混亂。無以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定責任上的界定,也就沒有具體的參照標準和責任界定。如果說法律解決了“執不執行”和“誰來執行”的前提問題,那么“怎么執行”則需要標準作為參照。標準作為具體的執行準則,需要精準化并體現差異性。比如包裝的成本占多少,包裝的體積占商品本身的比重為多少,內外包裝的差異性在什么地方,都需要“細分化對待”并得到明確。沒有標準也就沒有執行和處罰依據,如何做都不過分。

三者,獎懲措施和機制必須跟進。有要求、無禁項,或者有處罰、無獎勵,都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比如,出臺法律并明確了政府、企業、組織或者個人的責任與義務,制定了具體標準作為遵循和依據,若沒有相應的獎懲機制配套,做到獎罰分明,就無以起到激勵與鞭策的效果。更何況,快遞包裝的節約化、綠色化和環?；?離不開各項政策的杠桿作用,比如出臺各種激勵和優惠政策,采取財政補貼或者稅收減免的方式,鼓勵企業在使用包裝物上,盡可能使用環保型和可回收的材料,并進行技術上的創新與使用,由此增加企業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四者,公眾的參與具有基礎性的作用。離不開基礎龐大,數量眾多的公眾參與,快遞包裝的污染治理就難言成功。快遞的過度包裝,環保產品使用的率不高,跟公眾的觀念和倡導密不可分。如果公眾有強烈的愿望和訴求,并直接參與到具體的活動中來,就能從終端發出最強烈的導向信號,并因需求側的變化促進供給側改變。與此同時,當公眾意識和消費習慣發生了變化,并實現了質的提升,就會迸發出強大的反制力量,形成威力極強的監督效應。

快遞包裝污染作為垃圾處理和社會治理的一個環節,涉及面廣且相對復雜。作為一個系統化工程,離不開頂層設計的科學化、責任的明確化和措施的具體化。因而,需要在政府的組織和引導之下,在以法為先的基礎上,通過法律的規范和市場的主導,利用政策杠桿和法律約束,充分調動各方資源要素并發揮其作用,并以共治為路徑,才能真正破解“快遞污染”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