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過程中，要發揮好非公企業的企業民主管理和工會的作用。”民建會員、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博士王卓日前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針對“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遇到的所在國政治、經濟、社會風險等挑戰，通過利用法定的企業民主管理這一工具和工會組織參與外事工作，是拓展民間外交，樹立中國工人形象、中國投資形象和國家形象的重要內容。

剛剛結束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會總結了四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也為未來發展進行了良好規劃，因此更加奠定了中國企業，特別是非公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信心。但是走向“一帶一路”的中資企業面對的是高度復雜而多元的風險威脅。這影響了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也造成大量勞工風險。王卓表示，我們長期以來為了節省成本和便于管理，往往愿意帶領大量中國工人到海外工作，受到國外工會很大抵制。西方國家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初衷很好，但會遭遇很多現實問題，受經濟不景氣影響，保護本國工人的工作崗位和勞動條件成為各國工會的自然主張，工會之間的利益矛盾更加顯現。一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工會之間的矛盾依舊，一些發達國家工會指責發展中國家工人以廉價的勞動力搶了別人的飯碗，造成了不公平競爭，要求發展中國家政府和工會建立高水準的勞工標準，同時減緩或阻止本國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工會認為，2015年達成的中澳自貿協定“出賣了澳大利亞工人的飯碗”，對中澳經貿關系發展可能給澳工人就業帶來的沖擊表示擔憂。而中國公司缺少與當地工人和工會打交道的經驗和技巧，突發事件和偶發事件會產生強大社會影響，進而影響中國形象。二是跨國資本和生產開始了新一輪轉移，發展中國家同質競爭加劇。由于新興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合作不確定性增加，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遇到障礙。中國在緬甸、巴基斯坦等國的投資均受到當地工會和職工的質疑和抵制。三是跨國就業催生民族主義。一些國家工會在涉外勞工問題時表現出明顯的排外主義情緒。如新加坡職工總會反對外籍勞工與本地勞工同工同酬，認為考慮到當地生活成本和通貨膨脹等因素，與外籍勞工同工同酬會損害新加坡工友的利益。

2012年初，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監察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了《企業民主管理規定》（總工發【2012】12號，以下簡稱《規定》），對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總體要求、工作制度、操作程序等作出了明確規定，這是新形勢下深化創新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政策指南。其主要內容包括職代會、集體協商、廠務公開、職工董監事等。企業工會委員會是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負責職工代表大會的日常工作。全國總工會及地方各級工會組織的職責包括：積極推動各類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各項民主管理制度，認真做好職工代表大會的各項工作等。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企業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民主管理工作實行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明顯的改善。特別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各地主動適應形勢變化，積極推進非公有制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取得長足進展。2004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進一步加強非公有制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總工發【2004】41號）及《規定》發布以來，截至2014年9月底，全國已建立工會的企事業單位單獨建立廠務公開制度的有461．7萬家。其中非公有制企業就有387．0萬家，建制率為92．6％。2012年2月的《企業民主管理規定》，對所有企業應當建立以職代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作出系統規定。多年來，各地積極推進地方立法，已有29個省（區、市）出臺了38個有關企業民主管理的地方法規，對非公有制企業實行民主管理作出明確規定。部分地區還出臺了職工代表大會的實施細則（辦法），對具體操作問題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的制定，從制度上保證了非公企業民主管理工作的健康發展，同時也為國家層面上的民主管理立法提供了良好基礎。

因此，規范非公企業對外投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要發揮好企業民主管理作用。王卓認為，非公企業對外投資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堅持集體討論，建立嚴格的審查和決策程序。例如，在非公企業對外用工安排方面，通過集體協商，在進行工資制度、技術培訓、福利待遇、人員選用等方面可以更加科學。通過提高當地用工比例，減少我國普通員工及農民工出國工作，增加技術工人、班組長、車間主任等出國工作，可以化解殖民主義誤解，提高當地技術能力和經濟發展能力。另外在培訓方面，學習所在國基礎知識、工會知識、社會知識等，可以樹立中國工人良好形象；在培訓當地員工，吸引外國員工參加勞動競賽等方面企業民主管理也可以發揮作用。如中國路橋公司（CRBC）為肯尼亞提供了累計超過3．8萬個工作崗位，當地雇員占總員工比例約90％，當地技術工人及管理人員占總員工比例約25％。連續四屆在肯尼亞向當地員工頒發“資深員工獎”。值得國企和非公企業學習和借鑒。

在發揮工會促進“一帶一路”發展方面，王卓認為，要培養中國企業行會、協會和工會的能力，并不斷發揮其積極作用。1994年我國曾經以部委行業規章的形式，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等發布了《關于加強外商投資企業工會工作幾個問題的通知》，20多年來，外資企業普遍在中國設立工會組織，對維護職工權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相同，當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之時，我們的工會也應該協助走出去企業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工會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目前我國已與400多個國外工會組織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王卓認為，通過工會參與外事工作，可以拓展民間外交，樹立中國工人形象、中國投資形象和國家形象。我們要在國際工運舞臺上更好地發揮中國工會作用，不斷擴大中國工會影響。2016年10月18日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共同主辦的中國工會“一帶一路”人文交流——中贊經貿合作區“勞動美”班組長友好交流營在北京開幕，成為工會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良好典范。

“當中國的非公企業走向海外時，我們的工會也應該協助‘走出去’企業，在當地工會與國內工會組織互動，以及與國內母公司工會的互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幫助企業了解當地政府對設立工會的要求，如何加入行業工會等，還包括當地工會風險信息的提供及應對。”王卓表示，借助“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的企業，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或者項目失控、勞工沖突等，可借助于專業行會的方式解決，如企業協會或工會，從而進行優質項目的甄別和資質審核。另外，工會組織應參與對外投資及貿易安排的法律制定。與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及其他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協定中經常涉及勞工條款和工會組織積極參與相關內容立法不同，我們國家工會組織參與對外投資及貿易安排等方面的法律建設才剛剛開始，需要加強。同時，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四年來改革國際經濟秩序的積極成效，推動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和諧的國際工運新秩序，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工會一直以來的共同愿望，也有利于我國企業對外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