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譜出致富經 

——民革湖北宜昌市委會助力精準扶貧紀實

編者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民主黨派組織應發揮什么作用？民革宜昌市委會又將如何發揮優勢，助力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近年來，帶著思考，民革宜昌市委會積極行動起來，通過精準扶貧、履職建言等方式，全力投入到這場艱巨的脫貧攻堅戰中。

4月中下旬，團結報社啟動了2017年“凝心聚力‘十三五’·團結行”采訪活動，首站走進湖北宜昌，記錄下民革組織扶貧工作中那些感人的故事，敬請關注。

“在黨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扶持下，大家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樹立信心、克服困難，爭取早日脫貧致富。”這是民革宜昌市委會主委望蓉今年2月走訪三岔口村時，對鄉親們說出的期望。

“依靠自己”，這句話對很多民革宜昌市委會聯系的貧困群眾來說，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這些年來，民革宜昌市委會在精準扶貧上下功夫，尤其注重產業扶貧的發展。在當地民革組織和黨員的幫助下，許多貧困群眾，通過自己的勞動，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脫貧道路。

發展產業扶貧新模式

年近60歲的曹萬營，是宜昌市點軍區花栗樹村的一位普通農民。如今，他擁有了另外幾重身份——既是車溪人家農產品合作社的農業工人，還是一位農家樂的老板。促成這種變化的，正是宜昌民革黨員企業家李能虎的一次創業。

2014年，李能虎在宜昌民革和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回到花栗樹村創業，決定開辦車溪人家農產品合作社，先后投資5000萬元，打造了“車溪人家御園禪茶文化體驗園”。

曹萬營等村民，先后加入了合作社，與李能虎一同創業。三年下來，曹萬營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據他介紹，現在的茶葉，由于合作社提供技術和銷售路徑，每年增產增收不少。除此之外，他作為勞動力，還可以參與茶園的管理，每個月有1200元的固定工資收入。所有項目算下來，光他一個人，每年就增收了3萬元。

“有的貧困戶，原來每戶一年收入不到4000塊錢，現在因為合作社，可以掙1萬元，基本上擺脫了貧困。”李能虎驕傲地說：“2016年，合作社銷售收入就達到了900多萬元，極大地帶動了農民增收。我們還和25位貧困戶簽訂了協議，三年內全部脫貧！”

如今，車溪人家的產品已經立足本土，走向了更為廣闊的市場。“一次國際食品展銷會上，車溪人家的農產品，僅僅三天就簽署了20萬元的意向訂單。”一位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這樣的業績背后，是民革宜昌市委會長期的支持。

民革宜昌市委會挖掘在商貿領域的資源，為他們謀求銷路，打開市場。同時任宜昌市商務局副局長、貿促會會長的望蓉，親自將車溪人家的農產品，帶上了各類展銷平臺，向世人宣傳這些宜昌特產。而車溪人家的農產品，也曾跟隨宜昌的經貿代表團，在米蘭世博會期間亮相意大利，吸引了不少歐洲公司的關注。

搭建參政議政大平臺

不久前，花栗樹村迎來一個新身份，那就是“民革中央三農調研基地——車溪人家實驗點”。其實從2015年起，宜昌就成為了民革中央的三農調研基地。隨后，宜昌民革不斷將產業扶貧工作具有特色和成效的地區，納入調研基地的試驗點，助推民革在參政議政領域進行相關課題研究，向各級黨委和政府報送調研報告，在推動解決“三農”問題的同時，促進宜昌經濟社會發展。

“道德教育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只有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武裝起來的法學人才，才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法學人才，才能真正為中國法制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之中，通過法治每一個環節教育和培養法治人才，使法學教育融入發展的全過程之中。”湯維建就法治人才的“道德教育”作了進一步闡述。

“合格的法治人才，首先應有堅定的政治信仰”

采訪中，大家認為總書記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提到的法治人才培養問題非常關鍵和及時，這也是他們作為法學教育工作者長期思考和研究的一個問題。除了“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養還需要注意哪些關鍵問題，受訪對象也給出了他們的深刻思考。

湯維建認為,法治人才的培養要抓住幾個關鍵，首要的就是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理想信念，樹立遠大理想，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

民革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侯佳儒持同樣觀點。他說，合格的法治人才，首先應有堅定的政治信仰，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應當牢牢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信念，立志獻身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偉大事業。

“‘明法’絕不是知識層面的法條記憶或者做個法律匠，‘明法’要求堅定樹立規則意識，擁有正義情懷，樹立法治信仰，不能知法犯法，不能因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的現實，以法律之名行傷害正義之實。”侯佳儒進一步說。

如何落實法治人才培養中的德才并重呢？民革黨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何珊君就法治人才的培養提出三點建議：法治人才的培養要德才并重，就要重視司法人才的業務素質與道德素質的培養；大學要擁有一批法律理論知識與教師職業道德兼備的教師，這是培養出合格法治人才的基礎與前提，也是大學的核心所在；我國法治人才培養有兩個重要機構，除了大學，另一個就是政法管理部門。政法管理部門要肩負起全社會法治人才的培養之責，重視在一定的工作經歷以后，對人才的調整與培養。

“紙上的法、本本上的法律是死的，它要依靠人們的守法、司法主體的執法行動才能使法律真正有效。所以，執法者包括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及其他各種執法主體，他們如何執法直接關系到法律的生命與意義，尤其是法官的重要性，是公眾普遍認可的。”何珊君強調。

法治人才素質的核心就是實踐能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法治人才素質的核心就是實踐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

湯維建表示，要完善法學學科體系，改善教學方法，尤其要加強法學實踐教育，在實踐中學習法學知識。

“法治人才最終須服務于實踐，通過實踐活動，使得學生以實踐的要求為尺度衡量自身，改進不足，茁壯成才。”栗崢說，他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就擁有多個實踐教學與科研機構，給學生充分的機會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并從實踐中不斷發現新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這對法治人才的培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民革新泰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瑞紅表示，從政府到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都需要和高校密切合作、取長補短，把課堂上的法學知識轉化成為實踐中的法律思維能力、法律表達能力和對法律事實的探索能力。

九三學社重慶市委會委員、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副院長劉秀榮認為，理論對實踐有指導作用才有生命力，現在一些為理論而理論的現象，就缺乏繼續發展的基礎。法治教學和研究一定要深入法治工作一線，這些地方有豐富的研究、學習課題。（記者 張德海 黃昌盛 見習記者 胡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