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名制作為一項保障社會秩序正常運轉，保障公民基本權益，尤其是在權益受損進行追責時的重要保障，已成為社會共識。如金融、通訊領域犯罪率很大程度上減少，實名制就功不可沒。然而，從2016年6月1日開始，作為國家行業標準正式開始施行的快遞實名制，推行至今已一年多，卻持續遇冷。實名制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又一次引起網民的關注。

實名制推行，毋庸置疑。在快遞領域，快遞損毀丟失、快遞到付騙局、利用快遞運送違禁品等，已成為快遞難以承受之痛。從安全角度而言，快遞要求實名制有理有據。

但為何實行情況并不樂觀呢？原因并不難得出，在實際操作中，根據《快遞安全生產操作規范》，收寄快遞除了必須出示本人身份證等有效證件、經快遞員檢查驗視外，還需登記個人有效信息。無形中增加了快遞小哥和寄件者的工作流程，而快遞向來以速度著稱，出于“省事省時間”，實名被忽略也就“順理成章”了。而從更深層次去看，身份證不僅是個人身份的證明更是個人權利行使的通行證，收寄快遞頻繁出示身份證，無疑提高了個人信息的泄露風險。出于安全考慮不愿出具身份證，亦在情理之中。

問題不難理解，但問題背后的問題卻值得我們高度關注。擔心信息泄露的背后從根本上說折射出當下誠信缺失的刺目現狀。誠信缺失已然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帶來頗深危害。源于信任將個人信息授予，但無論是辦理銀行卡、辦理房產貸款、乘坐交通工具、使用網絡應用等等，都潛藏著信息泄露的危險。小米800萬用戶數據泄露、1400萬條用戶快遞信息被轉賣、130萬考研用戶信息被泄露、東方航空大量用戶訂單信息泄露……利益驅動下的信息安全感岌岌可危；因信息泄露導致的徐玉玉案、清華大學教師被騙1760萬等大量前車之鑒，使得幾乎所有人都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了一種“信任困境”。

這種社會轉型所呈現的信任相對缺失的狀態，深刻影響著社會成員對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行為。這不僅成為當前社會道德面臨的困境，也折射出社會管理、社會運行機制等方面存在的深層問題。

說到底，實名制遇冷缺的是能讓各方安心、行之有效的執行辦法，重塑彼此之間的信任。對此，完善的制度、健全的法律、良善的道德均不能缺位。只有建立起對社會制度和規范的基礎性信任，建立起對法律法規懲罰嚴明的敬畏和尊崇，建立起對社會道德的自覺推崇和踐行，才能從根本上解救信任危機。

無論是進一步加強誠信道德教育，讓誠信思維入心入腦，還是依托征信體系構建深化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讓民眾有規可循，讓不誠信者無所遁形；無論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快遞寄送分發智能平臺，從信息技術層面上推動快遞實名制的真正落實，還是圍繞現有的《快遞安全生產操作規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等相關法規，形成相應的硬性的快遞實名制法律法規，加強快遞實名制的強制性和可操作性，其目的都是為了改善制度和機制，消除信任危機，讓施行實名制后無憂，隱私有保障，才能使其真正落到實處。

實名制是建設誠信社會的必然趨勢，更是提升公民獲得感的必然選擇。說一千道一萬，快遞實名制空置雖是社會小癥結，卻也是現實的大反映。待快遞實名制落“實”了，真正的誠信社會、法治社會也就不遠了。（中國青年網特約評論員　蔣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