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那次高考，讓我成為四川美術學院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這并不是我第一次走進美院校園，事實上，對于美院的期待，要往前再追溯十余年。

我的父親是一個業余畫家，家里兄弟四個我排行老二，在學校里便得了個“羅二哥”的親切稱呼。從小，父親便帶我們畫畫，培養美術愛好。上初中時，我有一件作品參加了香港的兒童畫展，獲得2元錢稿費。慢慢地，畫畫從興趣愛好成為我心中的理想，這個理想越來越清晰———努力成為一名畫家。1964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四川美術學院附中，與學院同在一個校園里。老師同學非常鼓勵我，我心里也充滿自信，學習很努力，希望進入美院實現自己的夢想。不過當時學校里已經滿是政治標語，用功容易帶上“白專”帽子，我得翻院墻偷偷出去畫畫。

1966年，“文革”開始，我的學業也因此中斷，走進大巴山，成為達縣鋼鐵廠一名鍋爐檢修工。那時候，穿上鋼鐵工人的勞保服，有專門的皮鞋、手套，成為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員，我們都覺得很自豪，干活非常賣力，一干就是十年。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最初得知這個消息，是來自于縣里跟我學畫畫的學生。當時我正準備成家，工作又穩定，所以與積極的學生們相比，我顯得有些“被動”。記得是報名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夫人打來的電話，她說四川美院招生辦已經到了達縣，機會送到了家門口，她父母希望我參加高考，抓住學習的機會。我的岳父母都是教師，在“文革”期間受到沖擊，但是知識分子對讀書還是有很強的期望。

那天下了班后，我趕緊從廠里往縣城奔，沿著山下的河走了很遠的山路。趕到縣城已經很晚了，招生辦在縣委招待所，我敲開那扇門，卻得知報名已經截止，幸好老師網開一面，我成為考區最后一位報名者，敲開了自己人生的前景。

考試時間已是迫在眉睫，藝術類院校考試分文化課和專業課，專業課是創作和素描，我不怎么擔心，因為這十年間一直堅持畫畫。而文化課考的語文和政治，丟了那么久真的需要拼命復習。我每天復習到深夜，看書看得眼睛都睜不開了依然堅持著。既然決定考，就要認真對待，拼出全力。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達縣一中一層靠窗的那個座位，我就在那里參加了高考。一路走來不少坎坷，心里總是有點緊張。走出考場后，心里一直在算分，覺得應該沒問題，卻還是忍不住焦慮。沒過多久，我正在車間里上班，有工友對我大聲喊道：“羅眼鏡，去拿通知書啦，要請客啊！”我趕緊跑到廠部拿了通知書，趕緊給家里打電話，我想，那就是快樂吧。

再次走進四川美術學院的校園，有一種“新生”的感覺：大家說話的嗓門都很高，走路都是跳著的，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表達自己的幸福。每個人可以回到自己的領域去盡情地學習、鉆研，有一種強烈的把時間搶回來，珍惜分分秒秒的欲望。學校晚上10點鐘熄燈后，從遠處望去，寢室里亮著星星點點的燈光，同學們各顯神通，蠟燭、油燈什么的全用上了。到了黎明，起床后發現誰的床已經空了，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鬧鐘再往前撥一撥。我想，用勤奮、努力、刻苦等詞匯來形容這種狀態都不夠準確，它更是一種選擇，是浸透在骨子里、血液里的熱愛。經過了高考，年輕人可以盡情地為自己的夢想揮灑熱情，實現自己的價值，我度過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正是在這種思想解放、開放包容的背景下，川美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品，包括我的作品《父親》，從這一點來說，它也是時代的產物。

《父親》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金獎，后來，我也獲得了出國留學的機會。1984年，我成為第一批政府公派留學生前往比利時安特衛普皇家美院學習。對于我的藝術生涯來說，可謂又敲開了一扇門。那個時期正是85美術新潮的開端，而我恰好在國外，了解學習西方藝術非常便利，非常幸運地能從多個維度來學習比較中西方藝術，從而節省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清醒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回國后，有人問我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我開玩笑說“炒冷飯”，其實是回到自己的土地和傳統里尋找當代藝術的出路，不去模仿、山寨西方當代藝術的系統。這是我一直堅守的藝術理念：藝術要有創造，要回到自身民族傳統和文化土壤里，體現中國氣派、中國人精神，讓中國藝術在世界舞臺得到尊重和認可。

回國后，我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校園里。1998年，我擔任四川美術學院院長，一直到2015年卸任。這些年，我和同仁們投入巨大熱情的一件作品是四川美術學院新校區。記得建設時我說過，要建一個考生們最向往的美術學院。一覺醒來，這個“夢”真的實現了，今年，有10萬名考生報考川美。過不了多久，1000多位佼佼者將會收到他們的錄取通知書，而40年前，我們77、78兩個年級的學生加在一起才50多人，這不正是我們國家蓬勃發展的縮影嗎？

（作者系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美術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