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鏡鑒和當前中國面臨的現實約束條件來看,中國要從超級新興經濟體升格為真正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超級經濟強國,唯有持續激活研發主體的創新稟賦,并帶動蘊藏在民間的營商稟賦的全面迸發,這是中國能否真正撥開經濟增長的迷霧,迎來下一個超級經濟周期的根本前提。

為期3天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新領軍者年會(夏季達沃斯論壇)昨日在大連落下帷幕。本次論壇主題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和新興經濟體特色——“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吸引了來自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名政商領袖與專家學者,與會的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圍繞各自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了充分討論,進行了較為激烈而豐富的思維碰撞;更現場聆聽了中國總理李克強的開幕式演講,也在與中國總理的對話中了解到中國高層對本國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和技術格局變遷的最新思考。毋庸置疑,本次高端思維盛宴,其釋放的多維信息,值得與會者和全球市場主體細細品味。

能夠搭建這種超級平臺的,除了擁有廣泛動員力的大國政府,就民間人士而言,大概非論壇創始人施瓦布莫屬。即便是政經人脈廣泛且在某種程度上領導該組織擔任“最后貸款人”角色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恐怕也無法像施瓦布先生那樣,能夠持續提供全球重大政經問題求解平臺并給出前瞻性答案。因此,施瓦布這位“超級平民”,吃的是自家的飯,操的是全世界的心。由其一手創辦的世界經濟論壇,已經從過去主要面對全球頂尖商業領袖的思維殿堂,逐步演變成政經領袖爭相發表主旨演講的最重要非官方論壇。甚至,達沃斯論壇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引領著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且每年的論壇主題都雄心勃勃,議題設計關乎全球合作、經濟增長、制度改進乃至人類未來發展等等重大命題。事實上,從幾個月前的達沃斯冬季論壇主題,包括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經濟增長、改革資本主義,以及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到本屆夏季論壇著重探討的如何擴大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社會的積極影響,確保新一輪顛覆性的技術發展能帶來包容性增長,等等。其前后邏輯聯系相當緊密。說明國際社會現有的智慧積累在應對上述戰略性命題時,依然存在諸多不足和有待破解的盲點。

全球有沒有真正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或許還有待指標性體系的檢驗,但就普遍的共識而言,以互聯網產業化,工業智能化,工業技術一體化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無人控制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為主的新技術革命,確實正在改變并將繼續改變要素配置、消費型態乃至人們的思維。而這一切,均源于突破式創新大潮的興起。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的中國正處于整體消費井噴、個性化消費呈現多元化、立體化發展的關鍵時期。預計在市場龐大發展潛力的帶動下,未來科技與投資的諸多風口,例如生物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物聯網以及新能源汽車,等等。將給中國企業提供極為廣闊的行為空間,中國也有望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上述關鍵研究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在美國權威的《MIT科技評論》雜志剛剛評選的“全球最聰明50家公司”排行榜中,中國有9家公司上榜;而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日前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中國首次躋身于世界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前22強,成為首個進入前25位的發展中國家。說明本就不缺創新與營商稟賦的中國,已經到了厚積薄發的關鍵時期。

從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波周期來看,當前面臨的增長困局,是經濟邁向更高邏輯起點所需克服的階段性難題,也是中國在由制造業和貿易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過程中政府規制相對滯后的產物。中國市場主體向來不缺營商稟賦,亦不缺乏敏銳的市場直覺。當前尤須在整體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著力打造競爭性市場體系,營造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的產業環境。

中國經濟要步入更高質量的增長周期,既需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持續深化改革釋放活力,提升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力,也離不開民營資本特別是中小民營資本的責任擔當。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理應積極創造條件,以前瞻性的政府規制,切實降低民營資本參與產業發展的準入門檻,消除對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營造真正服務于“雙創”的制度與產業發展環境。

梳理過去30余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構成要素,正是得益于民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民間長期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終于被激發出來,民營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加上FDI的推動,在民營、外資企業的效率輻射和競爭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不斷增進,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

當然,盡管中國經濟在不少數量指標方面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但在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技術研發、制造業以及金融競爭力等領域,仍與美國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其中,基于研發與產業化應用的制造業發展是最重要的支撐,只有在此基礎上,拓展貿易價值鏈和金融競爭力,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美國的真正優勢在于,既有舉世無雙的服務業,更有掌握高端價值鏈核心技術的制造業。未來制造業與發展模式的競爭,主要還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最終是戰略性人才的競爭。

當前,我國需著力在制約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零部件研發等關鍵領域取得突破,為此亟待針對某些重要的戰略性產業以及具有重大應用前景的關鍵高技術,建立國家重大創新工程,加強產業共性技術科技隊伍的建設,形成產、學、研相結合、開放式的攻關體,在知識產權保護、稅收優惠、研發資助等多個方面采取立體綜合措施,以有效激勵各種形式的自主創新。

從目前我國制造業發展的科研與要素投入而言,盡管在部分地區和部分企業確實發展得具有相當活力,但也存在制約進一步發展的問題,比如企業在達到了一定規模后,便傾向于簡單地追求更大的市場份額,而忽略了產品升級以及產業轉型的動力;比如新的技術在轉化為生產力時常遇到較大阻力,這與我國關于創新培育政策某種程度缺失有著一定關聯;比如由于我國相對內斂的傳統文化慣性,雖然政府、社會和越來越多的企業近年來不斷強調創新,但要形成催生超級創新企業所需要的創新生態與開放的心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

從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鏡鑒和當前中國面臨的現實約束條件來看,中國要從超級新興經濟體升格為真正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超級經濟強國,唯有持續激活研發主體的創新稟賦,并帶動蘊藏在民間的營商稟賦的全面迸發,這是中國能否真正撥開經濟增長的迷霧,迎來下一個超級經濟周期的根本前提。

(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