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場，一位主張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專家開玩笑稱：有網友“威脅”，要給他派一位不滿14周歲的“刺客”，以此警告這位專家的“危險”觀點。與會人員聽完都笑了，原本嚴肅的會場一下子變得熱鬧。

要不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毫無疑問，爭論很大。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要！如今孩子越來越成熟，犯罪手段越來越惡劣。但專家的觀點普遍認為，不要！犯罪的孩子受到環境影響太大，換個環境也許就是好孩子，不能把責任推給未成年人來承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讀者自有判斷。

正如一句話，真理越辯越明。只聽一家之言，單一的信息源屏蔽了其他的信息，就像我們看媒體報道的時候，總能見到某某人舉出個案，說明未成年人犯罪率之高、之惡劣，就以此論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合理性。一降了之，看似很解氣，貌似也很有效，實際上很粗暴。道理很簡單，如果世界上都能以暴制暴的話，早就天下太平了。

有時候，專家觀點看似會不接地氣，但在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上，我們無需著急“反智”。畢竟，對待未成年人，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還有教育問題，懲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終究要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對待他們。當然，須清醒，教育好這些“熊孩子”，沒那么簡單，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他們的年齡還小。

值得警惕的是，在教育問題上，家長和社會總是喜歡“末端管理”，孩子出問題了，我們才考慮如何給孩子“扳過來”。法律制裁對成人都不一定有效，對于這些孩子來說更有可能是“水土不服”。

讓“熊孩子”改邪歸正，一方面要根治“心魔”，畢竟有的孩子成長環境不佳，甚至矯正時需要給予其心理輔導；另一方面，還要讓這些孩子有一技之長，融入社會才是矯正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家庭和學校的教育，能預防他們成為“熊孩子”才更有意義。個體“亡羊補牢”需要付出沉重的人生代價，也是一種浪費社會資源的表現。

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第一部刑法典，其中規定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12歲，經過百年的發展，提高到現在的14歲。這一年齡的從低到高，本身就是人權進步的表現。如果再回頭，難道不是一種倒退嗎？知史鑒今，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孩子的問題，我們還要多一點耐心，不怕有爭議，就怕太大意；不怕很細致，就怕大而化之。當然，我們無需悲觀，這樣的爭議不是壞事，說明社會參與度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