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獲悉，上半年，北京法院執結標的480余億元，拘留331人次，限制出境2069人次，限制高消費17854人次，經過協調，目前已順利實現北京房產在全國范圍內的網絡查詢，通過支付寶查詢被執行人聯系方式和住址的功能也已正式開通。此外，失信被執行人在本市購置機動車也即將受到限制（7月27日《北京青年報》）。

近年來，由于部分人喪失誠信意識，加上人口流動性加大，故意賴賬不還甚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的現象非常突出。這既導致債權人或受害者的權益遲遲得不到有效維護，又導致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受損。該現象如不能盡快改變，顯然無助于人們樹立對規則和法律的信仰。而通過支付寶找“老賴”的做法，或對“老賴”可形成全面圍剿之勢，最大限度壓縮其賴賬空間。

所謂的通過支付寶找“老賴”，主要是指法院通過支付寶賬戶查詢被執行人的聯系方式和住址。應該說，該功能的開通對提高失信成本具有重要意義。要知道，之前由于交通欠發達，人口流動性差，人們逃避責任的空間十分狹小，執法者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居住地查獲“老賴”。而如今，交通和通信更發達，人們的流動成本更低，“老賴”規避責任的途徑更多。在一個地方賴賬不還后，完全可以逃避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這樣以來，不僅其面對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更小，且被查獲的概率更低。

也就是說，如果依舊依賴于傳統的執行措施和執行模式，而不創新思路向“互聯網＋”背景下的大數據技術求解，就等同于牛欄關貓，拿精于算計、善于投機的“老賴”沒有辦法。這顯然與依法治國背道而馳，并不利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眾所周知，法律的權威和作用通過裁判得以實現，任何一份生效裁判都是對法律進行嚴格適用的結果，對生效裁判的執行就是對法律的遵守和執行。無視生效裁判就是對法律的蔑視，惡意賴賬就是典型的不誠信。“老賴”通過變換職業、更換居住地就能逃避責任，顯然是對法律的莫大諷刺。

要想改變這一局面，就得充分發揮技術優勢，要求掌握“老賴”行蹤的組織機構向法院提供相關信息。一般來說，“老賴”為逃避責任，可能會更換手機號碼和聯系地址，但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往往離不開網購。他們向司法或執法機關隱瞞聯系信息，卻會如實告知電商平臺，否則就會面臨無法收到貨物的風險。加之手機實名制、網絡實名制、銀行賬戶實名制的普及，相信利用大數據技術，很容易鎖定“老賴”的具體行蹤，進而查獲這些“躲貓貓”的賴賬者。

長遠來看，僅僅通過支付寶找“老賴”是遠遠不夠的。當前，互聯網已經成為很多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且使用互聯網又會留下痕跡。因此不僅應利用好支付寶這一平臺，還可以考慮授權司法機關在必要時介入所有互聯網平臺的數據庫，以此提高司法效率和辦案質量。

互聯網世界里，除網購平臺外還有外賣平臺，物流平臺等，要是能夠綜合利用這些信息，無疑有助于精準查找“老賴”，織密懲戒失信的天羅地網，進而讓挑戰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的“老賴”寸步難行、不敢賴賬。建立并完善能夠熟練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智慧司法環境，能夠促使誠實守信、敬畏法律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