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上漲、負債升高，中國實體經濟行業的企業經營狀況究竟如何？

8月1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布的一份調研報告說，企業成本水平已經超過收入，企業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到極限。實體經濟杠桿率仍較高，風險不可忽視。

今年3月到7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組通過走訪企業和問卷調查等方式，從14709家企業獲得235萬余個數據，最終形成調研報告《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此次接受調查訪問的企業遍布中國東部、中部、東北部和西部，覆蓋國有、集體、外資和民營等全部所有制類型，涵蓋大型、中型、小型以及微型企業，涉及15個行業。其中，東部地區企業數量最多、占48.8%，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分別占63.53%、74.5%，同時制造業企業占比近45%。調研組認為，基于此的分析，能夠全面真實反映當前實體經濟企業的真實運營狀態。

近三年，受訪企業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均超過100%，西部和東北地區企業、國有企業情況堪憂。2014年到2016年，受訪企業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表明企業成本水平已經超過收入，企業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到極限。調研報告分析，這與轉型升級時期企業分化，盈利與虧損互抵有關系，并不能說明，所有受訪企業都是虧損的。

從分地區看，東部地區企業經營狀況稍好，而東北和西部地區連續三年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比重在105%左右，情況堪憂。從企業規?？?，小微企業經營狀況不好，總成本占營業收入比重連續3年在102%至104%之間，處于虧損狀態。從所有制看，外資企業經營狀況最好，總成本占營業收入比重低于100%，民營企業次之，為100%，基本能夠維持收支平衡，國有企業最差，為105%左右，入不敷出，經營困難。

國是直通車 馮玲玲 攝

資產負債率超六成

受訪企業資產負債率在63%左右，財務風險較高，企業間債務相互拖欠情況較為嚴重。2014-2016年受訪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分別為62.9%、62.7%和63.07%，資產負債率較高，表明企業經營的財務風險較高。

分地區看，東北地區的資產負債率最高，且連續兩年增長，2016年達到69.34%，中部地區資產負債率最低，為56.07%。

從所有制來看，集體企業資產負債率最高，為73%左右，國有企業次之(70%左右)，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最低，分別為60%和55%；從企業規?？?，微型企業資產負債率最高，且連續增長，2016年達到71.63%。中型企業最低，且連續下降，2016年降至60.66%，表明微型企業財務風險最大。

2016年，應收賬款較2015年增長了7.83%，低于2015年增速(11.5%)，但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從2014年的16.1%上升到2016年的16.95%，表明企業的財務風險仍在累積。2016年應付賬款較2015年增長了9.23%，高于2015年增速(1.9%)。從應收和應付賬款情況可以看出，企業間債務相互拖欠情況較為嚴重。

企業資產負債率和應收(付)賬款狀態也可以反映出實體經濟杠桿率仍較高，經濟運行不確定性較大，風險不可忽視。

調研報告介紹說，2014年到2016年，無論是企業數量，還是資金規模，我國企業外源融資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受貨幣信貸宏觀穩中偏緊的影響，2016年以來，企業融資增速放緩。在各類融資方式中，銀行貸款依然是企業外源融資的最主要方式，其次是債券融資，股權融資與其它融資方式(信托、融資租賃、小額貸款等)相比仍然較少。

其中，銀行貸款成本僅次于其它融資成本，依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順序呈現明顯階梯下降特征。東部與中部地區企業各期限銀行貸款加權成本約為7.09%和6.97%，明顯高于西部和東北地區的6.41%和6.46%。

從所有制情況看，融資規模和融資成本，國有企業處于優勢地位，融資規模大，融資成本低；而民營企業處于劣勢地位。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小微型企業的銀行貸款利率低于中型企業。

中新社發 嚴大明 攝

五大成本增加

從調查問卷的數據情況看，實體經濟的原材料、用能用地及人工成本都有所上漲。

原材料成本近年來上升較快

2016年全國實體經濟企業(剔除了金融企業和房地產企業)原材料成本出現了較快上升，2016年同比上升了7.21%。其中，制造業企業的原材料成本2016年同比上升了7.84%，而營業收入的增速僅為2.04%，相應制造業利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這說明隨著一些行業去產能的持續推進和實體經濟企業銷售和生產的回暖，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引發了原材料價格上漲，從而推高了企業的原材料成本。

用地及房租成本持續上漲

2016年全國實體經濟企業(剔除了房地產開發和建筑施工企業)用地及房租成本同比上升了9.7%。其中，西部地區實體經濟企業用地及房租成本上升最快，2016年同比上升了43.8%；而東北地區僅上升了0.92%，這說明東北地區實體經濟企業活力不強，用地或租房意愿較低。

用能成本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

隨著近年來國家發改委的持續降低工業企業用電價格和推進大用戶直供電改革，我國實體經濟企業的用電成本雖然總體有一定的上升，但是增幅較小，在電價下調的情況下，實體經濟企業用電總成本保持一定幅度的上升反而反映了經濟效益的好轉。

從全國受訪數據來看，2016年全國實體經濟企業的用電成本1539.6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2015年僅僅增長了2.91%。從區域來看，西部、東部和中部地區2016年實體經濟企業的用電成本均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而東北地區2016年實體經濟企業的用電成本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16年用電成本為101.36億元，同比2015年卻下降了17.55%，東北地區2016年實體經濟企業的用電成本下降，則說明東北地區實體經濟企業的經濟效益依然未見明顯好轉。

用工成本依然剛性上升

雖然國家為了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降低了企業的社保繳費率，工資的剛性增長要求以及用工市場的緊張，使得這兩年我國實體經濟企業的用工成本在持續上升，企業對用工成本高的問題反映依然強烈。

從全國數據來看，2016年全國實體經濟企業用工成本同比增長了6.84%。從區域來看，四個區域企業的用工成本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東部和東北地區2016年用工成本增速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分別為9.84%和7.7%。

物流成本呈上升態勢，人工成本上漲為主因

2014-2016年，全國企業物流成本均呈上升趨勢。其中，物流成本占營業成本比重增速為4.9%，物流成本占總成本比重增速為3%。

分地區看，三年的情況基本趨同，以2016年為例，西部地區物流成本更高一些，物流成本占營業成本的比重、物流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分別達到3.79%和2.61%；東部物流成本最低，這兩個比重分別為2.52%和1.82%；中部和東北物流成本居中。

關于物流成本上漲主因問題，39.5%的企業認為人工成本上漲是物流成本上漲的主因；18.5%的企業認為燃油價格過快上漲導致物流成本升高；15.9%的企業認為各項稅費上漲、過路過橋費用及車輛保養維修費用上漲導致物流成本增加。

國是直通車 馮玲玲 攝

近六成企業稅收比重低于5%

近六成受訪企業“納稅總額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小于5%。58%以上受訪企業的“納稅總額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小于5%。這表明，六成受訪企業百元收入納稅低于5元。

從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最低，西部地區最高。以2016年為例，東部地區受訪企業“納稅總額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為4.33%，西部地區為7.21%。從企業規?？?，大型企業最高，微型企業最低。以2016年為例，大型企業為5.37%，微型企業為3.52%。

三年來，受訪企業“納稅總額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從2014年的5.32%下降至5.14%，三年下降了0.18個百分點，降幅為3.3%。其中，西部地區降幅最大，從2014年的8.41%下降至2016年的7.21%；微型企業的降幅最高，從2014年的3.89%下降至2016年的3.52%。

除了繳稅，企業還要面對政府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以及其它市場主體的經營性收費。調查結果顯示，就稅費負擔主觀感受而言，沒用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輕”，6.7%企業認為稅費負擔“非常重”， 51.5%企業認為稅費負擔“合理”，41.8%的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重”。

降成本收效如何？

進入經濟新常態后，中央積極幫助企業降低成本。2016年8月中國國務院發布《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后，中央各部委分別研究制定具體的落實措施，地方政府出臺細化的降成本政策措施，形成了降成本的政策體系。

如今，政策執行情況如何，一線的企業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

調研報告介紹說，從實地調研情況看，稅費、融資、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六大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綜合來看，約有60%的企業對《方案》出臺的措施表示認可?！斗桨浮吩诟鞯芈鋵嵡闆r良好，降成本舉措取得階段性成效。

但由于降低企業成本牽涉方面眾多，容易受到內外部復雜因素的影響制約，當前降成本的政策紅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發揮遲滯。調研報告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財科院線上調查數據顯示，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依然是大多數企業的訴求。其中，80.4%的企業認為需繼續降低企業稅費負擔，52.7%的企業認為需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26.3%的企業認為需繼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44.7%的企業認為需進一步降低企業人工成本，41.6%的企業認為需繼續降低企業用能用地成本，40.9%的企業認為需進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在企業看來，政府降成本當然是降的越多越好。就政府而言，成功的降成本政策一定要調動企業自身降成本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調研報告認為，政府降成本政策的完善需要綜合政府、企業、社會等多方利益，促進實體經濟企業實現長遠健康發展。(趙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