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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藏書生活

2017年08月08日 15:18 | 作者:羅常軍 |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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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有兩種:一種是官藏,一種是私藏。與官藏受皇命不同,文人“藏君子之書”是一種自發自覺的文化活動。文人士大夫窮一生之力,耽耽簡編,艱險不避,用情于書,幾成癡迷,“淫嗜生應不休,癡癖死而后已”,孜孜追求精神生活的體悟和內心修養的悠逸。如果說文人士大夫讀書著書抱有求取功名之心的話,那么,訪書聚書賞書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趣味、格調和境界,彰顯了文人士大夫藏書生活的文雅氣質和審美追求。

古畫中的書架

訪書——

“但愿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亦可喜”

以書會友,訪書即是訪友。文人為訪求好書而自甘清苦,縱使散盡千金,卻怡然自樂,其趣味高雅。

聚書緣自愛書。愛書是文人與生俱來的基因,這種基因根植于對知識的頂禮膜拜。“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謝肇淛《五雜俎》)。也有異于常人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晚唐皮日休詩云:“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六箴·目箴》)更重要的是,書還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思想的源頭活水。宋代朱熹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月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生活中只要有了書,哪怕“木落水盡千崖枯”,也能“迥然吾亦見真吾”(翁森《四時讀書樂》)。

因愛書而訪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是文人的治學箴言,一則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的古訓,須“行萬里路”來驗證“讀萬卷書”的真理性。二則不行萬里路,讀不到萬卷書。訪書不易,甚至不亞于取經。其實,唐僧取經也是一種訪書。明代胡應麟愛書訪書,遍游吳齊魯趙衛各地,“窮搜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腹筋骨靡不所憊”(《經籍會通》),訪書之艱辛自不待言,文人樂此不疲。他們流連“槐市”,或與書友雍容揖讓,侃侃訚訚,或側身書鋪,不問寒暑,沉迷其中。宋代鄭樵訪書10年,“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夾漈遺稿》)。清代袁枚亦愛書如命,“每過書肆中,兩腳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對嘆書》)。

訪可愛者聚之。縱使訪書過程艱辛,但文人并不貿然行事,總要依照自己的眼光與喜好來取舍一番,甚為挑剔。“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為可愛者。”(張應文《清閟藏》)越是“可愛者”,聚書的代價越是不菲,遇希貴者甚至得割愛讓出田莊美妾。據王世貞記載,“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二酉山房記》)。據吳翌鳳記載,“嘉靖中,華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版,訪得吳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后漢紀》,系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簽。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遜志堂雜抄》)。如此書癡,真讓人哭笑不得。

聚書——

“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

訪得可愛書,需有雅室居。或樓或室,文人聚書旨在構建一個獨特的心靈空間,任天地歲月悠悠,其格調高貴。

齋號之雅。文人藏書之所并無定規,可筑樓于山間水濱,可取一室隱于市井郊野,斯是陋室一間,亦要出塵清雅。東晉陶潛辭官居歸隱“歸去來館”,寫下千古名篇《歸去來辭》。清代范欽建“天一閣”,藏書甲于兩浙,黃宗羲、全祖望皆為其作記。晚清曾國藩有“富厚堂”,又稱“八本堂”,自取家訓以記之。不僅室名齋號有雅稱,文人也因藏書得美名。唐代李泌家中藏書汗牛充棟,被譽為“書城”,后漢曹平積石為倉以藏書,號曰“曹氏書倉”,五代孟景翌出門藏書跟隨,終日手不釋卷,謂之“書窟”,不一而足。如細細玩味,又別有一番風味。

藏室之雅。清代鄭板橋書齋有聯云:“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文人藏室“絕俗之趣”,宜小宜香宜雅。小能聚氣,不熱不寒,連乾隆帝三希堂也不過八平方米而已。香即蕓香、檀香和茶香,書中所夾蕓草有異香,可避蠹驅蟲,“故藏書臺亦稱蕓臺”(徐堅《初學記》)。檀香可寧神,令人思緒悠遠,南宋陸游《即事》云:“語君白日飛升法,正在焚香聽雨中。”茶香可靜氣,煮雪烹茶恬淡至極。如仿倪瓚之清閟閣,“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明史》本傳),剎那間,一股古雅深邃、靜逸無邊的書香氣息就能撲面而來。

詩印之雅。文人喜吟詩,每有所得,或抒藏書之情,或言藏書之志,留下了許多藏書詩,也留下了許多文壇美談。最著名者莫過于唐代韓愈贈予鄴侯李泌的《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候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皆牙簽,新若手未觸。”這就是典故“鄴架之藏”的出處。如果看到誰家前門高懸“鄴架留芳”牌匾,則基本可以判定,主家是個讀書人,且姓李無誤了。除了藏書詩,文人還善刻藏書印,一枚枚小小的方印,或宣示藏書主人,如田吳炤之“荊州田氏藏書之印”;或抒發藏書之情,如陳簡應之“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印;或表達藏書之趣,如李馥之“曾在李鹿山處”印等。這些印章篆刻精美,印泥鮮艷奪目,使人賞心悅目,既流露出文人的愛書之情,又表達了文人的讀書之樂,還體現了文人某種豁達與通透。

賞書——

“書味在胸中,甘于飲陳酒”

不為功利賞閑書,每有會意則欣然忘食。文人在賞書讀書中,追求人生真味,陶然自得,其境界高遠。

藏書非為讀。文人藏書何其多,豈能遍閱?不為讀,仍藏之,何故?有三功也。一曰校書之功。書在傳抄、刻印、排印時,錯誤在所難免,如不及時校勘,其害深也。二曰治書之功。北魏李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魏書·李業興傳》)。三曰抄書之功。南宋尤袤“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影記手抄若干古書”。明代葉盛“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綴書。雖持節邊檄,必攜抄胥自隨。每抄一書成,輒用官印識于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錢大昕《聽雨軒集跋》)。正是文人忘我的校書、治書和抄書,為后世留下了無價的精神寶礦,如今的古籍善本就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書非借不讀。家有藏書萬千,可自嗜、可借觀、可共賞。比如說明代越琦美,“性嗜典籍,所裒聚凡數萬卷,絕不以借人”(龔立本《煙艇永懷》)。不外借,無非擔心一旦丟失便不可再得,“僅有單行之本,燼后不復見于人間”(曹溶《絳云樓書目題詞》)。對于不外借者,人們應當抱以理解和同情。當然,借觀是值得鼓勵的。文人與書為友,亦能因書得友,“幸而遇賞音者,知蓄之珍之”(曹溶《流通古書約》)。借人典籍者,也當須精心呵護,如遇缺壞則為之補治。晉人范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余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余人,蔚為辦衣食”(《晉書·范平傳》)。這種風范值得后人好好學習,因為藏書不只為情趣,不用不借不考,就如“守書奴”無異,行之不遠矣。誰能知道,藏家百年后,這些書會迎來怎樣的新主人呢?

清淡好讀書。“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翁森《四時讀書樂》)。文人自視清高,一種難能可貴的清高,只有這種清高立,能令其于物欲橫流中潔身自好,超凡脫俗。或坐或立于書齋別院,“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尤袤《遂初堂書目序》)。人生最愜意、最純粹的時光,莫過于這種自在隨性、自由遐思的讀書時光。于文人而言,一旦步入書齋,拿起書來賞玩也是一種心靈慰藉。陸游詩云:“剩喜今朝寂無事,焚香閑看玉溪詩。”(《假中閉戶終日偶得絕句》)凈手焚香,品茗聽音,在暖陽正好的蕓窗下,靜坐清讀,這是一樁多么有儀式感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說,文人因擁有了聚書之樂,而擁有了門檻最低卻是世間最美的生活。


編輯:楊嵐

關鍵詞:文人的藏書生活 文人藏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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