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門近日印發通知，要求嚴厲打擊、依法取締傳銷組織。通知強調，對打著“創業、就業”的幌子，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誘騙求職人員參加的各類傳銷組織，堅決鏟除。（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9版）

從此次通知要求來看，治理很有針對性。因為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義，是傳銷組織誘騙求職人員的常用手段之一。李文星就是因為在招聘網站上找工作，最后落入傳銷陷阱而丟了性命。針對性打擊傳銷，既能震懾傳銷組織，也能教育求職者，可避免再出現“李文星案”。

不過，針對性治理也存在弊端。因為傳銷組織不能再以“招聘”“介紹工作”名義誘騙他人，還會采取其他名義進行誘騙。比如不少傳銷組織曾以珍寶幣、百川幣等“數字貨幣”名義誘騙他人，不排除今后還用類似招數。尤其是一些傳銷組織也在借助互聯網不斷“發明”各種新型傳銷。

日前，湖南常德市公安部門就成功破獲了“中券資本”“國盟資本”特大網絡傳銷案，這類傳銷是打著“資本證券化”的名義誘騙他人。山西警方最近打擊的“善心匯”，則是以“扶貧”為幌子的新型傳銷騙局。可見，傳銷也在不斷演變和“升級”。

如果治理僅針對“招聘”名義下的傳銷，很可能效果很有限，滯后于傳銷演變。比如說，打擊“資本證券化”名義下的傳銷，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助力，但四部門中并沒有金融監管部門；再如，“善心匯”式傳銷，恐怕需要扶貧部門介入，但這次治理也缺少扶貧部門參與。

也就是說，治理傳銷需要“專業力量”參與。如果缺少某方面的“專業力量”，那么在打擊某些特殊專業名義下的傳銷，可能就力度不夠。同時，傳銷組織也可能尋找治理漏洞進行下手，比如治理行動缺少某個部門介入，在傳銷組織眼里，這可能就是空隙和“商機”。

因此，打擊傳銷盡可能多些部門參與，以動員更多力量，減少傳銷滋生、發展的空間。當然，治理傳銷最關鍵的手段還是“嚴刑峻法”。而目前我國刑法，對傳銷行為定罪門檻偏高，難以對絕大多數傳銷人員治罪，令眾多傳銷人員有恃無恐。所以，必須加大刑罰力度，從法律條款到法律執行都要從嚴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