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30多年間,科技評價工作對于我國科技工作努力追趕世界水平,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科技評價標準應隨之變化。面對全面提高科研工作質量和創新驅動發展的時代要求,如何建立客觀公正的科技評價體系以激發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效益,顯得至關重要。

9月7日下午,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的全國政協第73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如期舉行。20位來自全國各地相關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與中組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學基金會等相關部門單位負責人一起,就“優化創新環境,改革科技評價體系”主題,坦誠交流,直抒胸臆。

與會代表認為,當前,科技評價工作還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一些單位科技評價標準單一、簡單量化,對不同科研活動、不同類型科技人員尚未做到科學合理的分類評價,論文、專利、人才稱號等數量指標的權重過大;尚未建立有效的評價信息和結果共享機制,在部分地方和單位一定程度上存在評價過多、過頻,造成科研人員“疲于應付”的現象;評價與崗位、薪酬、評獎、申請項目、落戶等物質化待遇直接掛鉤過多,評價結果的福利化、終身化現象尚未完全去除;高校和科研機構等用人單位反映評價自主權不足,高級職稱評價權由主管部門、人事部門審批甚至直接組織評審,評價與使用脫節,評價主體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等,這些問題亟待通過深化改革予以破解。

追尋科學的評價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劉永是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長,擁有30多年前沿科學研究經歷的他既是科研人員,又是管理者。6月5日,全國政協專題調研組走訪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期間,劉永結合我國參與國際熱核實驗堆計劃實踐,談到了他對原始創新研究需要長期穩定支持的體會與建議。

“我國科技要實現領跑,就需要在很多關鍵領域通過原始創新取得突破。我們要遵循科學規律,立足‘三個面向’,充分發揮體制優勢,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科學問題。”劉永說。

這只是專題調研組走訪期間的一個片段。事實上,針對優化創新環境和改革科技評價體系,許多政協委員都曾以提案或發言等形式提出過意見建議。尤其在全國兩會上,關于科技評價體系、科技界誠信制度的建言獻策更不在少數。今年年初,全國政協制定本年度協商工作計劃時,“優化創新環境,改革科技評價體系”便被列為重點協商議題之一。

“我們希望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召開座談會,進行充分研討,集思廣益,增進共識,形成調研成果。”參與組織和承辦此次座談會的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叢兵坦言,為了座談會的客觀、務實和全面,為了讓不同的聲音在政協的平臺上“協商”,調研組在“了解真實情況”上下足了功夫。

此前,教科文衛體委員會還聯合中科院相關院士咨詢課題組,走訪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委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先后組織了6次專題調研座談。

5月末的上海,已是烈日炎炎,熱浪滾滾。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里,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曉光率領調研組成員,仔細詢問創新研發藥物的占比和進度。

四川是調研組在國內調研的第二站。率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說,四川擁有豐富的科技人才資源,在科技評價體系建設方面進行了許多很好的探索和實踐,為進一步優化創新環境、改革科技評價體系積累了經驗。

其實,更重要的是,上海、四川兩地高校、科研機構在優化創新環境的探索中,形成了一些關于改革現行科技評價體系的經驗和思考,為調研組提供了內容豐富的“樣本”。

對高校、研究機構、企業的調研情況以及當前全國科技評價體系現狀進行梳理整合分析后,調研組見縫插針,連續召開多場座談會,讓委員們與高校學生、科研人員進行了多次“非正式會晤”,就創新環境和評價機制進行再探討、再推敲。

“一個科學、有效的科技評價體系應當有利于營造充滿活力、不斷創新的學術氛圍,引領科技工作者潛心科研。”全國政協委員陳小婭如是說。

科技評價體系問題并非中國獨有,西方發達國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普遍性問題,但每個國家的制度和處理方式各有不同。在與美國科研機構同行們進行的座談討論中,全國政協常委程津培抓住每一個機會,就自己關心的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我國現有的人才計劃之多和同類人員待遇差異之大全球獨一無二。雖能見短期功效,但違背人才成長和使用規律,現已朝弊大于利的方向異化,這是調研中反映最突出的問題。”程津培說,他希望有關部門認真研判問題的利弊,在此基礎上做出相應調整。

“唯論文”傾向愈演愈烈

原本作為科學文獻及引文的檢索系統,現如今卻成為我國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指揮棒。SCI(美國《科學引文索引》)的出現令科技工作者愛恨交加,欲罷不能。

究其原因,SCI論文及其影響指數不僅已經成為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主要評價指標,評估機構在評價單位、個人的研究水平時,往往重點關注發表論文的SCI影響指數及其數量,甚至“許多單位對發表SCI論文仍然有相應的獎勵政策”。

“論文和產品是工程學科同等重要的兩類產出。論文是對知識創新的表達,產品是技術應用的結果。”全國政協常委王光謙表示,但現在出現了兩張皮的分割現象,特別是在人才的評價中采用最簡單的“數論文,比影響因子”的傾向愈演愈烈。

隨著我國科學研究的評價過度依賴“唯論文論”的評價體系,其負面效果已經凸顯:它導致研究人員普遍將發表論文作為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導致片面追求在高SCI影響指數刊物上發表論文并重視數量的浮躁心態,無法潛心從事原創性強、周期長的研究方向。

在該評價體系下,應用研究得不到評價和重視,大部分高校教師即使從事低水平重復性的基礎研究,也不愿意從事應用研究,工科院校和學科也出現“理科化”的傾向。

此外,發表論文與項目申請、個人收入緊密掛鉤,極易誘發急功近利甚至學術不端。

“SCI評價體系的推廣還嚴重影響了國內學術期刊的發展,導致我國的研究力量向一些‘時尚’的熱門學科聚集,不利于我國科學研究的長期發展。”全國政協常委鄭蘭蓀介紹,盡管它的存在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相對公平、公正的評價和選拔方式,避免了人為因素的影響。

十幾年來,“數字專政”、“唯論文是瞻”愈演愈烈,嚴重破壞了學術生態。

“在數數為主的論文指揮棒下,難以真實反映不同評價對象和創新鏈中不同層面的實際情況,不利于重大原創,難以形成有利于成果轉化的人才結構。”調研期間,程津培常委對此憂心忡忡。

事實上,科技部曾在2003年出臺過《科學技術評價辦法》等指導性文件,但因缺乏配套措施,未達預期效果。

座談會上,程津培開門見山指出,應根據不同學科、研究領域以及崗位特點,分別設置合理的評價指標,形成正確導向。“鼓勵各單位在分類評價基礎上大膽實踐,自行確定評價標準和方式,積極探索制定有利于甘于寂寞潛心研究、成果轉化和支撐平臺等工作的評價辦法。”

陳群等多位常委、委員也認為,應當針對不同類型科技工作的特點,圍繞不同的研究目標,比如科學前沿、國家需求、社會服務等,建立差異化的分類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同時,根據不同類型科技工作的特點,評價的頻率和節奏也要有所不同。

“在發達國家,科研人員獲得獎項并不會與待遇直接掛鉤。評價結果是一種榮譽,而不是待遇,這也是國際歷來的通行做法。”對于如何改革科技評估制度,全國政協常委田剛在座談會上給出了建議:我們可以規定獎項獲得者享受附帶待遇的年限,比如3年,或者是采取一次性獎勵、不增加附加待遇的辦法,改變困局,促進科研人員繼續努力,不斷追求卓越。

“帽子工程”并非越多越好

近幾年,為了推動國家的科技發展,多個部委和各省市紛紛推出各種人才計劃,為吸引、培養高層次人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政出多門,定位重疊,各種各樣的人才計劃客觀上形成了很多“帽子工程”。這些“帽子”與科研資源、職稱晉升、評獎待遇緊密掛鉤,事關青年學者的“功名利祿”,從而引發搶“帽子”。

全國政協委員朱星坦言,現在“帽子”是各個學校參評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時最核心的指標之一。“帽子工程”的導向使得人心越來越浮躁,而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研制儀器設備的、潛心研究十年磨一劍的人戴不上“帽子”。

如何調動沒有“帽子”的90%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這不僅僅是一流大學建設面對的問題,更是整個科學界乃至全社會需要審視、思考的問題。

“為了單純追求‘帽子’,人們僅關注熱點領域和高影響因子。”座談會上,朱星對五花八門的“帽子工程”的現狀表達了擔憂:為了在高影響因子期刊發表論文,人們放棄原有的優勢學科,都去追趕短平快的研究熱點,放棄了堅韌不拔精神,造成原有的優勢學科平衡被破壞,最終受損的是國家創新能力的根基。

按照國際學界慣例,評估專家都是來自全球范圍內的同行頂尖專家,評估時尤其重視同行頂尖專家的評議意見。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在同行中獲得什么樣的評價,對本專業領域發展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做出開創性或奠基性的成果等都只能由同行專家才能做出相對準確的評價。

“如果培養工程師的大學卻沒有人愿意做工程師,那么將來如何建設自己的國家?”朱星的反問,也道出了部分與會者的心聲。

委員們認為,科技人才計劃涉及我國科技發展的百年大計,要尊重規律,優化青年科學家的成長環境,讓科學研究回歸到探求真理的初心。

“在邁向強國的時代進程中,整個社會環境、輿論思潮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科技評價中一定要能夠繼續容忍失敗,各類科技計劃的實施不以論文專利數量為項目目標,注重原創成果的取得,允許一定的失敗比例,科學看待失敗。”全國政協委員沈保根針對優化創新環境發言時呼吁,盡快建立寬容失敗的評價機制。

他建議,全社會應探索鼓勵團隊合作的評價模式,讓科技評價回歸學術判斷和學術評價本身,公平對待每一位科研合作者,創造協同創新、專心寬松、有利于重大原創成果產出的合作氛圍。

“經過挫折和失敗,會使我們變得更聰明。”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