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創造后毀滅，繼而在毀滅中重生，是杰森·德卡萊斯·泰勒特有的敘事邏輯。

2006年，三十歲的泰勒已經在西印度群島的格林納達島（Grenada Island）當了5年潛水教練，這一年，他因為投資失敗陷入財務困境，相處多年女友不留情面甩手離去，于是他被迫重新審視人生，拾起了大學時代的專業和夢想：雕塑創作。

憑著一股向死而生的勁頭，泰勒賣掉倫敦的房產，在格林納達首府圣喬治城北部的莫埃利涅海灣，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水下雕塑公園“變遷”（Viccisitudes）——由75座真人大小的雕塑組成，分布在800平方米的海底，出于環保的考慮，他使用一種與海洋生物科學家共同研發的高密度中性海洋水泥制作塑像，目的是用來模擬有利于珊瑚繁衍的自然巖層，同時不傷害海洋生態環境。

出于意料的是，在第一件雕塑被放入海底的幾天內，泰勒就感受到了大自然施加的魔法，年輕的藻類開始形成，然后魚吃掉藻類，新的生態系統粗具雛形……一個月后，更明顯的變化反映于雕塑表面，近距離觀看時，他見到了珊瑚蟲、蠕蟲、軟體動物、海綿形成的大理石斑紋；而在雕塑四周，更多的藻類和水生植物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生長著，很快就吸引了上千條魚、寄居蟹、海星和海膽在此覓食……又是幾個月后，軟珊瑚和硬珊瑚也來了，雕塑形體變得不復清晰可辨。

最讓藝術家感到開心的，是雕塑公園對于當地旅游觀光業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作為格林納達海洋公園的一部分，雕塑公園分流了一部分奔著天然珊瑚礁而去的潛水者，幫助受損最為嚴重的沿海珊瑚礁喘息、生息復原；同時，公園針對游客收取少量入場費，作為資金補助反饋給海上巡邏隊和海洋公園的管理人員。以這個項目為出發點，泰勒明為自己制定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發展方向（以長久、穩定的創作為前提）——區別于絕大多數藝術家與畫廊、展覽、藝術市場、收藏家利益捆綁的商業運作模式，他選擇與旅游開發機構、海洋保護機構或地方政府進行合作，一邊周游世界，一邊創作，不斷把新的人造珊瑚基石沉入海底。

泰勒承認，雖說頂著藝術家的名頭，自己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藝術界局外人。

“在坎伯威爾藝術學院讀書期間，我一直對水下的藝術項目抱有濃厚興趣，當時的我深受地景藝術（Land Art）和大地藝術（Earthworks）流派影響，認為海洋代表著更為廣闊的舞臺，給予我們進一步探索藝術的邊界的可能性。但在讀書期間，我做的大多數項目都與城市景觀有關，在創作大型裝置藝術作品的過程中所消耗的資源以及在材料上的浪費，讓我深感不安。因此，當我兜兜轉轉終于找到與環境和睦共處的創作形式的時候，我才算真正適應了藝術家這個身份，它讓我不再愧疚。”

從2006年的“變遷”開始，泰勒幾乎每隔一兩年都有新作品問世，其中，位于墨西哥坎昆海洋公園的水下雕塑博物館（Museo Subacuático de Arte）和位于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火山島近海的大西洋博物館（Museo Atlantico）兩個超大規模的雕塑群，更是為藝術家帶來了國際聲譽和一座佩爾加米諾獎杯（由菲利普·庫斯托海洋博物館頒發）。

盡管告別了最初投身藝術時兜里只剩兩個鋼镚的窘迫，但苦難和挑戰，依然像空氣和呼吸一樣，充斥在藝術家的生活中。每一次水下作業的過程都不容有失，泰勒必須根據作品的重量小心計算出錨定及運輸的方式，他的安裝規模時常高達數十噸，而大西洋博物館作為其迄今為止最具野心的雕塑群，安裝規模達更是史無前例的達到100噸，涉及到的物件包括200多件真人尺寸水泥雕塑、一個水下植物雕塑花園，還有一個3000米長的墻壁和大門。

格林納達島處女作的施工過程，讓泰勒心有余悸，那時候他還租不起起重機，只能用氫氣球捆綁雕塑放在船尾，不成想一個巨浪打來，船就要沉了。更糟糕的是，他的手機壞了，無法呼救，只能割斷繩索、放棄雕塑，才得以劃船回岸。回過頭來再看這組作品，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形跡可疑、像尸體一樣匍匐在地上的人像，據泰勒稱，他頗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到相對靠譜的作業方式，讓雕塑終于可以打直站立在預設的位置上。

坎昆水下博物館的施工過程中也有一個難忘的插曲：捆綁雕塑的繩索突然斷裂，水泥人像從他的頭頂上方跌落，只差一英寸就要了他的命。在蘭薩羅特島，錨定出現偏差，他一次又一次的用原始方式進行水下作業，用浮力袋拴著雕塑拖到現場。他還記得，當時最重的一件雕塑剛好是10噸。

從藝術的角度來講，泰勒還同時需要考慮海底地形、水溫、能見度、光照方位及已知海洋生物等等因素，以及觀察角度加諸作品美感的影響。“有時我會先把作品放在開放的空間里，然后爬到附近建筑物的頂端俯視它們，這可能就是潛水者進入數十米的水下看到的景象。”他解釋說。

2015年，泰勒有一組題名為“漲潮”（On The Rising Tide）的作品，在倫敦泰晤士河中央展出。與以往低于海平面數米至數十米的水下雕塑不同的是，這一組作品只有部分沒入水中。四件身騎駿馬的男性人像雕塑暗含天啟四騎士的宗教寓意，被固定在長達7米長的潮汐流中，一日之內，潮水上升下降數次，配合后方倫敦議會大廈和大本鐘的背景，讓觀者不禁產生了現世、古代、末日文明重疊交錯的觀感。

同樣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還包括2016年的“蘭佩杜薩島的木筏” （The Raft of Lampedusa），這是一組以泰奧多爾·籍里柯的畫作《梅杜莎之筏》為靈感，以海難為主題的作品——10多位孤立無援的水手和乘客在失事的船只上等待死亡的絕望，永遠留在了蘭薩羅特島14米深的淺海。

囿于特殊空間及特殊的觀看角度，泰勒的作品時常會傳遞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生命與死亡之間的神秘交流。借著水泥塑形出來的人物，仿佛就是龐貝古城中的人體化石，甚至表現得更為超凡脫俗，讓身穿潛水衣的我們感受到現在與未來混合，生與死混合的隱形邊界，就存在于寂靜無聲的水下世界。

在藝術家的心目中，這些雕塑群所在的空間從來不是墓地或廢墟，“盡管在這里，人們會感受到一種宛如身處大教堂內部的平和的力量”，但他更愿意用“變形”來形容這些擁有暫時的藝術性的作品，“它們必須死在水里，才能再次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并延伸至永恒。”

除了上個月亮相美諾島的“巢”，在2017年，泰勒還將會陸續帶來更多的水下雕塑作品，其中也包括位于大堡礁的澳大利亞水下藝術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 of Underwater Art）。不得不承認的是，就像起初狂熱的設想一樣，他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世界不同地方的海洋風景，也改變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感知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