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何駑認為，“這些‘骨刻文’是人為刻劃的還是自然草蝕或蟲蝕形成的，無法判斷”，并建議“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探索，應當盡可能利用多種手段與途徑，其中科技手段尤為重要，比較全面系統地判定‘骨刻文’是否人為契刻。確定‘骨刻文’確系人為契刻后，接下來才是語言文字學或符號學方面的深入探索。”

早有耳聞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先生研究探索史前時期“骨刻文”，在學界引發(fā)一些爭論與質疑。由于筆者先前未見相關資料，一直沒有特別關注。在拙作《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實踐探索》一書中，也未涉及“骨刻文”。

2016年10月筆者參加甘肅廣河舉行的“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國際研討會”，聆聽了劉鳳君先生關于“骨刻文”的報告講演，才在他的ppt上看了“骨刻文”的照片，開始對劉先生有關“骨刻文”的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當時我的基本判斷是，這些骨頭的年代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大致屬于史前龍山階段；所謂“骨刻文”的痕跡也不像近代或現代作偽，但是這些“骨刻文”是人為刻劃的還是自然草蝕或蟲蝕形成的，無法判斷，盡管劉先生堅稱為人工刻劃。劉先生也做了個別標本的電鏡掃描分析，然而沒有做契刻工具和工藝復原對比試驗及其工具痕微痕分析研究。不過，我對劉鳳君先生頂著學術界的各種非議，堅持“骨刻文”研究的執(zhí)著精神，表示敬佩。不久，劉鳳君先生給我寄來了他的大作《骨刻文》圖錄，我仔細翻閱了，看到了大量他所搜集的“骨刻文”資料照片。憑肉眼看照片，仍無法判斷這些“骨刻文”是否是人為契刻的。這是學術界對于“骨刻文”最大和最關鍵的質疑所在。于是，我產生了一定要觀察“骨刻文”實物標本后再做判斷的想法。

2017年8月17日。劉鳳君先生在山東大學組織召開了“骨刻文與世界早期文字比較研究座談會”，我有幸被邀請參會，有機會用100倍放大鏡仔細觀察會場上數十件“骨刻文”實物標本以及用于比對的草蝕、蟲蝕骨頭標本。我個人的觀察認為，劉先生收集的這些“骨刻文”痕跡，在微觀上同比對組的草蝕、蟲蝕痕跡，看不出本質的區(qū)別，在100倍放大鏡下觀察，二者的底部均為深峻的溝狀，且極不平整，密布大大小小的縱向孔洞，似溶洞。這與陶寺遺址中期貴族墓葬IIM26出土骨耜上的人工刻文“辰”字及其刻文周邊腐蝕痕跡的微觀形態(tài)（參見拙作《陶寺遺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試析》，《考古》2017年2期，97~102頁），皆存在很大差別。陶寺IIM26骨耜的刻文和腐蝕痕底部都比較平整，腐蝕痕底部局部呈冰封水波狀，皆不呈溶洞孔洞狀。當然，亦不可否認，肉眼觀察劉先生收集的“骨刻文”痕跡，比陶寺IIM26骨耜腐蝕痕明顯深峻得多。據此，我仍無法斷然判定“骨刻文”是否系人為刻的。

由于學界基本一致認為，“骨刻文”是否系人為是“骨刻文”研究探索的前提條件。因此我建議，第一，做“骨刻文”的復原雕刻模擬實驗，復原雕刻工具、雕刻工藝技術。第二，就復原雕刻模擬實驗所用的工具與雕刻痕跡，做電子掃描微觀對比分析，分析雕刻工具的微痕、雕刻筆道內的工具痕，同“骨刻文”標本上疑似人工刻道內微痕進行對比，比較容易判定“骨刻文”究竟是人工契刻還是自然腐蝕。第三，注意模擬復原人工契刻痕跡的深度同“骨刻文”痕跡的深度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我相信，有了上述科學技術手段的分析，“骨刻文”是否系人為契刻的爭訟，便會塵埃落定。

另外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是劉鳳君先生收集的“骨刻文”的骨料種屬龐雜，包括人骨、牛、羊、豬、鹿，沒有特殊的選擇性。早期文字尤其是史前時期的文字或符號，多數與宗教儀式有密切的關系，符號或文字的載體多集中在某幾類特定的與祭祀儀式相關的用器上，比如半坡類型刻劃陶符多刻劃在紅頂缽口部，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象征符號大多集中刻畫在陶缸腹部。即使是記錄性的文字，也不會隨意選擇載體。因此，“骨刻文”選擇載體骨料隨意性，應當予以合理或自洽的解釋。

其二，“骨刻文”所在骨頭部位無規(guī)律可循。如“骨刻文”痕跡出現在下頜骨任意部位，肩胛骨的骨板、骨臼內，人髖骨內面，股骨頭球面，股骨臼凹面、肢骨骨干、牛距骨凸面等。這些狀況都有悖于宗教和書寫符號及文字一般都契刻在比較固定的部位之特征。尤其是骨頭球面與凹圜面，很難下刀契刻。而“骨刻文”痕跡在這些難以下刀契刻的部位，延展自如，游刃有余，確實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就“骨刻文”出現骨頭部位的無規(guī)律性，也需要合理或自洽的解釋。

其三，今后在考古發(fā)掘出“骨刻文”時，注意及時檢測包裹“骨刻文”骨頭的泥土的酸堿度，需找一定的規(guī)律，從埋藏土壤微環(huán)境的角度，為“骨刻文”是否為腐蝕痕跡的判定，提供科學依據。

其四，考古存在背景關系對于“骨刻文”的理解與判定至關重要。例如，陶寺IIM26骨耜“辰”字刻文的解讀，便得益于其一系列考古存在背景關系重要信息：墓葬的等級、墓主的職能、骨耜擺放的位置與方向、骨耜本身的農具禮器特征、文字符號刻劃的方向等等。因而記錄“骨刻文”出土時的考古存在背景關系是不可或缺的。收藏家手里大量“骨刻文”因喪失了出土時的考古存在背景關系信息，其學術價值大打折扣。

總之，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探索，應當盡可能利用多種手段與途徑，其中科技手段尤為重要，比較全面系統地判定“骨刻文”是否人為契刻。確定“骨刻文”確系人為契刻后，接下來才是語言文字學或符號學方面的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