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不斷以改革回應并解決了很多發展中的難題,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奇跡”,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也贏得了我國廣大民眾的擁護。但經濟發展起來以后,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依然不少,于是便出現了一些質疑改革的聲音。

但是要知道,任何一項改革都無法做到人人受益、人人滿意。那么,從利益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些客觀公平的“尺子”可以用來公正評價改革的成敗呢?

第一把“尺子”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發展,改革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這是一切社會利益的基礎。相信即使是批評改革的人,也無法否認這一事實。

對于制度變革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早就作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快慢、社會生產力進步的速度,最根本是取決于社會經濟制度,取決于現存的經濟制度是束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解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事實證明,中國的改革極大提升了社會生產力,是符合馬克思以經濟制度變革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一思想的。

第二把“尺子”是社會健康發展。包括改革在內的所有領域的公共政策,都應該以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為目標。改革本身就是在資源配置極度扭曲、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損失的狀態下引起的一場自發性變革,例如小崗村的包產到戶。社會經濟發展一直都是改革的內核和驅動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更開拓了社會健康發展的新境界。可以說,“五大發展理念”本身也是一場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影響將十分深遠。

實事求是地講,經過一輪較快的經濟發展之后,當前的環境、資源等領域也的確存在一些突出矛盾,這成為今后一段時期持續改革的主要著力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環境保護、經濟增長方式、政績考核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例如環保的黨政同責、政績不再唯GDP等等,就是為了促進和保障社會健康發展。

第三把“尺子”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猶如“一千個讀者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工人、農民、學者、公務員等來自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受個人身份、認知等因素的影響,對改革利益的評價標準會有不同。從利益的角度來評價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會公平,學術界有兩個最主要的價值標準被廣泛接受。一是絕大多數人受益原則,即社會凈福利必須最大化,使得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群受益;二是保障弱勢人群的社會福利,即增加某些人的福利,但使情況更為糟糕的人能獲得最低基本數量福利的保障,也就是分配福利最大化。

無疑,中國的改革是完全符合這些標準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一項重點工作真抓實干,改革紅利正在源源不斷地分享、惠及更廣大的基層民眾。(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專欄作者 盤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