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時代，我們追求的，應該是在“旅游凝視”中找尋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觀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準。

“長假期間在哪個地方能一網打盡最多景點？朋友圈。”這是個段子，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現實。不知從何時起，一到假期，“朋友圈杯”景點攝影大賽就會準時開始。

“無拍照，不旅游”，如今已成為不少人旅游心態的寫照。很多旅游者出游的首要目的，已經不再是游覽美景，而變成了拍照。對他們來說，只有拍了照，才能以此為“到此一游”存照，并在朋友圈“秀”個夠。少了這個環節，他們就會覺得旅游體驗不完整，渾身不自在。

拍照有錯嗎？當然沒有。錯的是某些游客拍照的方式。最近引起巨大爭議的“越野車追逐藏羚羊”事件中，肇事者追趕藏羚羊的行為，就跟“拍照”有關。據他們說，他們之所以追趕藏羚羊，就是為了近距離觀察拍照。

涉事游客若是抱著“只可遠觀”的心理拍拍藏羚羊也就罷了，可他們偏要近拍，為了近拍還追趕，因追趕造成驚嚇，這就犯了“不得跟珍稀瀕危野生動物近距離接觸”的大忌。在這里，拍照構成了入侵，拍照者則成了“闖入者”。他們不僅闖入了不允許人隨意進入的自然保護區，也闖入了規則的“禁區”。

其實，“拍照式旅游”和某些人為拍照不惜擅闖“禁區”的做法，正是社會學家約翰·厄里提出的“旅游凝視”的典型表征。在《旅游者的凝視：當代社會的休閑與旅游業》中，厄里指出，“旅游凝視”是旅游欲求、旅游動機和旅游行為融合并抽象化的結果，此處的“凝視”內生于“‘看’制造了意義”的邏輯，也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隱性作用力。旅游者拍攝旅游地人文事象的攝影行為以及各類旅游廣告圖片等，都是“旅游凝視”的具體化和有形化，旅游地由此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被社會性地重新構建。

雖然聽上去有些抽象，但仔細想來，這理論確實很適合闡釋林林總總的旅游現象。都市里的人們為什么總想著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因為旅游凝視具有“反向的生活”性，久在樊籠里，人們希望看到那些與自己身邊不一樣的事物與景觀，以獲得愉悅、懷舊或刺激感。拍照為什么會成為旅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旅游凝視具有支配性和符號性，視覺支配并組織了體驗的范圍，凝視是旅游體驗的中心，旅游是個收集符號的過程，而拍照就是留存符號的載體。

在“旅游凝視”的理論視角下，“凝視者”其實對“凝視”的對象有著一種占有欲。而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里說得則更直接，“拍攝就是占有被拍攝的東西?！比欢?，這類規訓、占有和入侵，卻并能不適用于某些情境。事實上，類似“追趕藏羚羊”“攀爬雕像”這類不文明旅游行為，本質上就是旅游者的占有欲跟動物、文物保護事業的抵牾。

以“越野車追趕藏羚羊”事件為例，藏羚羊鏈接著珍稀野生動物保護的特定情境，這一情境明顯不適合游客進行“闖入式”的凝視。國家之所以為藏羚羊棲息地設立自然保護區，就是在用人與動物的隔離，給“旅游凝視”制造屏障。但那幾名“作妖”的游客任由自己的獵奇欲和占有欲信馬由韁，粗暴地沖破了這層潛在的“阻礙物”，這才鑄成大錯。

再比如屢遭曝光的攀爬文物、雕塑、古樹擺POSE以便拍照等問題，也是一樣的道理。很多人的占有欲沖抵了應有的規則意識，將拍照快感凌駕于文物保護自覺之上。這才讓“旅游凝視”嬗變成了不文明乃至違法的行為。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時代，我們追求的，應該是在“旅游凝視”中找尋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觀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準。我們必須遵循自然保護規則與文物保護倫理，才能正確地拍照，否則，再美的照片，也只會成為劣跡與陋習的記錄存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