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太湖藍藻暴發是一個重要的環境事件。歷史證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是與這樣一些環境事件密不可分的。環境事件所帶來的警醒、教育和推動等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固有看法，進而促使了個體與集體環境意識的蘇醒和覺醒。這里面既有偶然性，同時也不乏確定的因素，這個最重要的確定因素就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人”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

筆者認為，環境保護的三輪驅動，“人”的問題極其關鍵。在保護環境的過程中，主要有3個層面的要素在發揮作用。

政府。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規章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上，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所依靠的是國家機器背后的強制力。因此，政府的要素在環境治理中往往代表著國家意志，缺乏了這個國家意志，環境治理就無法真正從個體的無意識走向集體理性。

市場。這里的市場其實有兩層含義：一是如何完善和創造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譬如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等；二是指市場中的兩類主體，即企業和消費者如何在現有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下展開節能減排，轉變生產和生活等發展方式。對此，市場要素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激勵機制，用激勵機制來推動綠色的轉型和發展。

社會。社會是指社會個體在生產與消費活動之外，所開展的各種活動方式，包括自發的或有組織的活動方式，譬如環境保護的宣教、公眾參與、監督等。社會要素在環境治理中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自省，建立一種在脫離制度約束和經濟激勵條件下的自律規范。

總體上，任何一個社會要想真正保護好環境，解決環境問題，都無法離開上述3個層面要素的共同作用。當然，在不同階段上，各種要素的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但無論是側重于哪個要素，都離不開“人”的作用。

以當前環境保護的過程為例，這中間有來自政府部門的，也有一線運營環保項目的企業家，國內外的環保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熱愛環保的個人。正是代表每種角色的“人”在發揮著各自本職工作以及本職之外的影響和作用，才逐步推動著各種環保事業的前進。

回過頭來看上述政府、市場和社會3種要素，要想真正地將各種要素的職能與環境保護的目標偶合起來，就不得不依賴于“人”的橋梁作用。這是因為，相對于單一的制度、激勵以及活動等而言，人的行為選擇上有著高度的復雜性。

對于“人”的定義有很多種，比如經濟人、文化人、社會人等。顯然，根據不同的標準，“人”有著多重的社會經濟屬性。比如，一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同時也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消費者、社會體系中的公民，這樣多重的社會經濟屬性帶來的最大影響在于，造成了行為選擇上的復雜性。此外，人往往還有一些從屬性的社會經濟屬性，比如不同層級的公務員、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費者、不同社區里的公民等，使得行為選擇更加難以琢磨。這意味著，“人”有多重性，而多重性的存在會影響到制度、激勵以及各種活動及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使得理想化的理論往往難以解釋現實。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要從文化自覺的根子上來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

怎么解決“人”的復雜性問題？很大程度上，我們只有在中華文明的寶庫中尋找自身的生態價值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上的“文化自覺”，才足以破解人性上的種種復雜性，筑起一道堅固的生態屏障。然后，在此基礎上再輔之以環境保護的各種制度、政策、技術等，最終形成現代意義上三輪驅動的生態文明國家治理體系。

總之，在環境治理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文化自覺”的重要作用，轉變發展理念，讓環境真正恢復成為費孝通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