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是近代聲名卓著的藝術家，在金石、書畫、詩文等各個領域都有著相當的成就和影響。他以古磚為媒，形成了一個廣泛的收藏交游圈，結識了吳云、潘祖蔭、吳大澂等良師益友，亦從古磚中汲取養料，以之入印、入書、入詩，進行一系列吸收轉化的藝術創作，形成獨特的面貌風格。

作為一代宗師、海派巨擘，吳昌碩一直是藝術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來，吳昌碩研究成果更是層出不窮，其中既有關于其審美思想、藝術風格的宏觀考察，亦不乏對某件作品之真偽、某日交游之活動的細微考辨。當然，如此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非只有中國學者樂此不疲，而是中、德、美、韓、日等諸國學者共同關注的成果。由此來看，吳昌碩研究其實已是藝術史研究中的國際性課題。應該說，面對如此諸多的研究成果，要想再從全新的視角加以突破，似乎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奢望。然而，近讀梅松先生《道在瓦甓：吳昌碩的古磚收藏與藝術實踐》一書，則似乎正滿足了這種奢望。

此書視角獨特，選取了以吳昌碩關于古磚的收藏與藝術實踐為著眼點，這在以往吳昌碩研究中幾乎不見。古磚收藏是傳統金石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早在宋代的金石學著作中便有提及。然而，學人對古磚趣味的興起、收藏之風的真正形成則要遲至清代中晚期。阮元、張廷濟、吳昌碩便是其中的代表。

的確，以往學者們從金石學視角研究吳昌碩的不在少數，石鼓文、篆刻、金石入畫都可歸屬此列，然唯獨不見古磚與吳昌碩的關聯。

也許有人會質疑，古磚收藏在吳昌碩的學藝中有那么重要嗎？古磚收藏會不會只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噱頭？其實，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便會牽涉是書中所關注的另一重要話題——晚清古磚收藏的風氣與意義，而這也正是作者展開其論述的重要學術背景。

作者開篇便展示了一個開闊的古磚收藏世界，進而梳理了吳昌碩在江浙古磚收藏圈的趣味來源與交往活動。如此一來，便把吳昌碩置于晚清古磚收藏的風氣之中，從而為后面其結合古磚展開的藝術實踐做了清晰的學術鋪墊。

視角的不尋常，往往會帶來資料上的難以找尋。從全書來看，作者所據材料多為學人信札、拓片題跋、日記等，引人入勝，意味雋永。歷史的研究不能缺失細節，而書信、日記多是記錄當時情境最為詳細的資料。

作者在描述晚清藏磚風氣之盛時，便引用了吳云致陸心源的信札：“（阮元）因以八磚分題課士，于是耆（嗜）古之士，益知貴重，竟相搜訪，互相矜尚，然當日藏家號稱至富者，積數亦未聞有滿佰……今讀大著《千甓亭磚錄》，不意所得于兩年中者，竟五倍于星老……”此札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學人對藏磚風氣盛行的驚嘆。而關于潘鐘瑞、吳昌碩的古磚購藏，所引《香禪日記》則更為詳盡：“至倉石寓，觀古磚，固勸余購一二，以為難逢之事。余以‘赤烏’為孫吳時，是吾鄉舊物；又有作雙鳳形、作雙虎行者，并取之，雖無紀年而物頗古……”仿佛讓人有身臨其境、如在目前之感。書札、題跋、日記更多的時候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作者卻運用自如，不難想象其“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搜尋精神以及對此問題的長期關注。

薛永年在論及書畫鑒藏史研究時曾云：“在鑒藏史的研究中，既要從事實抽引結論，又要做到綱舉目張，尤其要著力于推動鑒藏發展演變的矛盾運動，特別是好事者與鑒賞家的矛盾，鑒真與作偽的互動，鑒藏與市場的關系，鑒藏與創作的關系。”

關于書畫鑒藏的研究近年漸趨增多，鑒藏家、書畫辨偽、藝術市場都有論及，而鑒藏與創作的關系則相對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鑒藏家與書畫家的身份往往分離，造成了尋找直接關聯的困難。

其實，由于古人書畫取法的多樣性，即使二者統一也很難區分書畫家創作與其收藏的復雜關系。金石略不同于書畫，從吳昌碩古磚收藏來觀其與藝術創作的關系，似乎恰能解決這一難題。

作者在書中分五節詳細探討了此關系，可謂是論述允當、綱舉目張。五節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古磚收藏與視覺創作，即書法、印章、繪畫；二是關于古磚收藏與文字創作，“詠磚詩”；三是結合二者的創作，磚拓題跋、磚硯及銘。

首先，在古磚收藏與視覺創作部分，作者不僅羅列了吳昌碩直接從古磚取法的書法、篆刻以及直接將古磚拓印畫面等眾多作品，而且還由此指出以其為代表的時代特點。如在談及古磚收藏與印章的關系時，作者認為“磚文入印，尤以西泠八家嘗試最多。他們不但直接臨摹古磚文字入印，而且將古磚文的斑駁殘缺的古意，也吸收到印面中，增加了印章的斑駁美，顯得古意盎然”；在分析其博古畫時，作者云：“（吳昌碩）主要以古磚和青銅器的全形拓組合為主，配以小寫意花卉以及金石題跋，頗有雅趣……”如此一來，對于吳昌碩博古畫的鑒賞又提供了新的觀賞視角。

其次，“詠磚詩”的提出應該說正是吳昌碩古磚收藏的自然產物。作者在追溯吳昌碩詩歌淵源的同時，指出“吳昌碩的題磚詩展現了他在詩文、史學上的精深造詣，顯示出他全面的學術和藝術修養”，從收藏的角度對其詩歌進行了考察。

最后，作者關于磚拓題跋、磚硯及銘的提出，似乎正道出了古磚收藏對晚清藝術形式的創新作用。清中后期以來，在拓片上直接題跋隨著金石學的興盛而愈多，題跋內容、題跋形式與拓片本身構成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吳昌碩的古磚題跋，正是此一潮流的延伸，而磚硯及銘文則似乎又是古磚收藏的獨創。

作者認為：“在早年經濟條件尚不寬裕的情況下，自己琢一枚磚硯，既可供使用，又可發悠古之思，于吳昌碩而言，不失為兩全其美。”吳昌碩亦曾自詩云：“缶廬長物唯磚硯，古隸分明宜子孫。賣字年來生計拙，商量改作水仙盆。”應該說，學人的古磚收藏之風為晚清磚硯的產生以及自身隨帶而來的硯銘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吳昌碩無疑為其中的佼佼者。

結合作者所列五節內容，在了解吳昌碩古磚收藏對其藝術實踐之影響的同時，也清楚地揭示了藏家的趣味、藏品會怎樣展現在其創作中。正所謂道在瓦甓，而作者正如悟道者，剝繭抽絲，最終悟得藏與藝的內在之道。

作者論述的重點雖是吳昌碩古磚收藏與藝術實踐，但其視野卻更為開闊。書中亦關注到了當時古磚收藏的價格、古磚的辨偽以及古磚的時代、地域等較為有趣的話題，從而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往往驚喜不斷。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最后附錄中列出了清、民國時期關于古磚的著作，從而為有古磚之好的學人提供了極大方便。至于作者緣何選擇此一獨特視角，則要留待讀者自己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