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煊去學校看望小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攝

那一腳是父親踹的。

14歲的小金從正在行駛的三輪車上摔了下去，一頭撞上了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著自己的頭，哇哇地叫喊起來。

“疼，腦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小金閉著眼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他蜷縮在地上，看著父母圍在自己身邊，指指點點，又大聲和一瘸一拐的三輪車夫嚷嚷。平日里在五金廠干臟活的父母氣勢洶洶，這些三輪車夫多是中老年殘疾人，沒有載客營運證，最怕的就是事故和報警。

賠償談妥了，小金顫抖著站了起來。

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

這個14歲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腦勺留著結痂的新舊不一的痕跡，有的是在臺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寧波。從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進了父母策劃的這門“生意”。這對從四川山區來到浙江務工的夫妻，帶著一雙兒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強迫兒子在三輪車拐彎或快速行駛時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騙到錢。”母親文麗說。

直到被警方抓獲時，他們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額上萬元。

在寧波市公安局江東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審訊室里，文麗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自己錯過了孩子的童年，當她把孩子從老家帶到浙江時，看到的是一個成績倒數、打架斗毆、不服管教的少年。這個農民工母親痛恨不成器的兒子，也無力扭轉貧窮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來的錢補貼家用，并無不妥。

小金說，自己也曾試圖說服、掙脫父母，但都失敗了。他害怕車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種“惡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閃，母親會輕飄飄地補上一句，“還有兩分鐘就到了。”那是一種暗示，如果再不行動，父親的腳、母親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會被父母踹下車或是推下車。

目的只有一個，摔下去，“碰瓷”。

這個14歲的孩子說，到后來，當真正摔下三輪車時，在皮開肉綻的痛感到來之前，他會覺得心里一塊兒石頭落了地，“終于輕松了”。

我又不是鐵，怎么摔都摔不疼，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當人看嗎？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沒掌握好力度，整個身子撲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著身體大叫起來。

這是父母教給他的，“沒那么嚴重也要裝那么嚴重，才能多要錢。”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們選擇了離家不遠的地方，訛了三輪車夫1000元。

他一點兒也不想參與碰瓷。可家里，媽媽對自己罵罵咧咧：“你不去的話就不要上學了，去學校把你的學費要回來。”

媽媽也會哭著說：“家里飯都吃不起了，怎么辦啊？”‘’

當時只有13歲的男孩不吭聲了。他從老家來到浙江后，隨著父母換工作轉學兩次，新的教材和老師同學都讓他感到陌生，成績越來越差，數學甚至只考了幾分。

可他還是不愿意“碰瓷”，這個個頭越躥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對的”。

父親盧勇聽到這話，沖上來甩手就是一個耳光。小金個頭1米7，快趕上父親了，體重卻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蹌。

他委屈地大哭起來：“我又沒錯，你憑什么打我？我讀書不好，你們教我不就行了嗎？”

回應他的是一個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聲音。

他害怕那個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實我來浙江以前成績挺好的，能考前幾名。”小金對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哥哥，是真的。”

他記得，這個家以前不是這樣的。這幾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將，從此常帶著一身酒氣晚歸，有時候贏錢了，家里會有好吃的，父親也是和顏悅色。如果輸錢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

他在作文里寫著：“家就像個菜市場。”

面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提問，盧勇否認自己賭博，說兒子沒教育好，沒一點兒優點，“不讓他碰瓷，這個家就沒錢吃飯，太窮太窮了”。

這兩年環保抓得緊，盧勇打工的五金廠也關停了，四十出頭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兒，被各個工地召喚。新工作不好找，沒了穩定的收入，自己就這么一點點“思想變壞了，走上了歪路”。

這個農民工十余年來外出務工，在媒體報道中認識了“碰瓷”兩個字。類似的新聞一多，他琢磨著，“碰瓷”的對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親生兒子。

最開始，兒子怯生生地跟他說：“爸爸，我們做兩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滿身是傷的兒子，也想著“做幾次錢掙夠就算了”。可是后來，他發現孩子“沒怎么嘔吐也沒怎么出血啊，醫生也說不是很嚴重啊”。

與此同時，他的錢包鼓起來了，每次“碰瓷”的收入從幾百元一點點漲到了幾千元。

在審訊室里，再一次回憶這些細節，盧勇對記者說：“我慚愧了，我沒臉見人。”

不過，幾個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兒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掙到幾百上千元。過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廠要戴著手套在油里清洗機器，氣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滲進工業用油，后來皮膚過敏，變成大大小小發癢的紅點，再摳破就成了傷口，“很疼很苦的”。就這樣，一天不過幾十塊錢的工資。

“他們上癮了。”小金對記者說，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來，父母強迫自己的手段越來越粗暴，連借口和理由都懶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爭，換來的只會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鍋碗瓢盆。

“‘碰瓷’來錢太容易，太快了。” 文麗向記者坦承，沒有任何工作能與之相比。

唯一會抗議的，是兒子。一次，這個只會默默撫摸傷口的少年爆發了，沖著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鐵，怎么摔都摔不疼，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當人看嗎？”

沒人理他。

“都是皮外傷，沒什么問題的。”這個沒念過書的農村女人向記者解釋，“跳的時候我也會看前后有沒有車。”

小金還記得，碰上的車夫十有八九是殘疾人，特別是第一個被訛的車夫，“腳掌都沒了”。那天賠了錢，車夫一瘸一拐離開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說：“他們好可憐啊。”

“假如我們開三輪車，別人這樣對我們，我們怎么辦？”他很想說服父母停下。

他的母親直搖頭，“不騙他們騙哪個？開汽車的嗎？我們能敲到竹杠？”文麗隨后又勸兒子，“再做幾次，等經濟寬松一點就不做了。”

整個社會都在關愛殘疾人，怎么會有人來害我們整我們啊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親。

經濟寬松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抵達的站臺，父母在地圖上畫三角形，從他們的暫住地臨海縣開始，向東南方向的臺州、路橋、溫嶺一帶挺進，東北則一路從寧海碰瓷到寧波。因為涉及到長途“碰瓷”，父母會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預告行程”，讓他“早做準備”。

“真的煩死了。”學校是他最后的避難所，在那兒雖然聽不太懂數學課，但有同學，沒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現在，父母連最后這點兒空間也不給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沒有用，他們不會心疼”。這個少年回應的方式是強硬地拒絕，“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級了。文麗在派出所承認，夫妻倆曾讓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為了讓他低頭服軟。

有一次，在寧波“碰瓷”，小金摔下車后，有小兒麻痹癥的三輪車夫陳烈鳴搖搖晃晃地走過來，摸了摸他的后腦勺，把他送進醫院。寧波市第二醫院出具的診斷報告顯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腦勺腫了一個大包。

醫生建議“留院觀察”，59歲的陳烈鳴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說：“孩子的爺爺剛死了，我們著急要去奔喪。”

雙方達成一次性賠償協議，三輪車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覺得“很悲哀”——將自己一手養大的爺爺，已去世好幾年了。

就連骨折，也并非由這次摔傷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過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腦勺，經診斷是枕骨骨折。小金還沒來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聽見父親興沖沖地跟母親商量：“趁現在骨折，我們多做幾次”。

“他們就沒想過，后腦勺存在一定危險性，第二次再在這個部位受傷，可能有生命危險啊。”福明派出所所長林烜說到這事兒一直憤怒。

憤怒的不止是他。一個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輪車夫陳烈鳴眼睛通紅，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整個社會都在關愛殘疾人，怎么會有人來害我們，整我們啊！”他開了十多年三輪車，從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被“碰瓷”的對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錢人嗎？我們能有多少錢啊？有錢人會這個年紀來開三輪車嗎？”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陳毛頭也是受害者之一，這個有腿疾的三輪車夫當初被騙時也疑心過，可轉頭一想，“這父母總不會眼睜睜看著自己兒子摔下車吧？”

他六十好幾了，兒子的婚房一直沒有著落，自己早出晚歸地載客掙錢。3個月前，當孩子倒在地上時，他嚇得“發抖”，不停地求這對父母不要報警。這個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報警罰沒了三輪車，不識字還殘疾的自己“還能做什么”。

前些天，當派出所找上自己時，他又一次發抖了。只是這次，是氣的。“我都這么大年紀了，還在自己討生活掙錢，這對年輕人有手有腳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陳毛頭想不明白的，還有很多。 “為人父母，都是給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這父母怎么下得了這樣的手？”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我恨這兩個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這個被訛了3600元的老人趕到派出所，告訴民警：“這樣的人不配為人父母，要讓他們腦子洗干凈了再出來。”

有三輪車夫向舉著攝像機的記者囑咐，“圖片一定要打碼”“這夫妻對自己都可以這么狠心，何況是我們。”他不放心地打來好幾個電話，說害怕被報復。

警察林烜理解這些車夫的擔憂。他在調查案情時發現，這對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級，不僅瞄準了三輪車夫這一弱勢群體，還逐漸將“碰瓷”地點從郊外調整到人流密集的鬧市區，利用圍觀群眾壓迫三輪車夫。同時，兩人分工合作，母親文麗帶兩個孩子上車碰瓷，降低車夫的警惕，父親盧勇則在孩子倒地后出現要價。

小金越來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斷想起摔下一瞬間天旋地轉的感覺，想起老人零零碎碎湊起來的賠償款，100元，50元，20元，鈔票都是皺巴巴的。

臨海太小了，“碰瓷”了幾次，他們就被當地交警認出。那時，小金還一度以為這場噩夢即將結束了。

這個少年從未想過，噩夢似乎永遠沒有醒來的時刻。父母果斷決定轉戰，每個周末，他們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車。他從不關心目的地，也無心看窗外的風景，從始至終自己的任務只有一個——坐上三輪車，再摔下去，“碰瓷”。

“從縣城一步步輻射到周邊大城市，作案軌跡很清晰地說明了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了。”林烜總結說。

小金冷眼看著父母開口要價從1000元飆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數也從一個月一兩次變成了每周一次。

一個念頭再也壓不住了，“跑！”

什么是這個家庭真正的災難？

那是小金10多年來最大膽的決定——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戶口簿和930元錢，一路飛奔逃出了家門。

因為多次外出“碰瓷”的經歷，他比同齡人更加熟悉車站和購票事宜。他先坐火車到寧波，再轉長途火車到重慶，最后坐大巴回宜賓老家。最緊張的時刻，是在臨海車站等車的最后那幾十分鐘。這個身材瘦削的少年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他當時蜷縮在座位里，眼巴巴地向外望，祈求時間過得快一點、再快一點。他怕父母追上來。

他成功了。

這段經歷在小金父母的敘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樣。盧勇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堅稱，兒子“做了太多壞事”，四處打架偷盜，甚至找人毆打自己，兒子是因為在學校惹了麻煩才跑回老家。他認為，此前爺爺奶奶對孫子的教育很失敗，“當然，我也有一定的責任”。

文麗的態度更直接，她毫不避諱地告訴記者，“這個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為小金。”她視自己的親生兒子為家庭的“災難”。兒子和小女兒相比，學習差、四處惹事，還總被學校開除，讓他們“不得不求人送禮”，更讓這個家“經濟落入困難”。

學校政教處主任陳老師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證實，小金在學校表現良好，除了學習成績較差，并未出現打架、偷盜等行為，學校也從未開除過孩子，更沒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

辦案警官劉名府和小金的語文老師蔣老師溝通過，蔣老師告訴他，這學期開學，小金主動競選了語文課代表，負責早自習的領讀和收發作業。一開始小金很不自信，他問老師：“我語文只有30多分，我也能當課代表嗎？”

老師告訴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好，你也要相信自己。”

前不久的一次月考，小金語文考了69分，蔣老師看過小金記得滿滿當當的語文課筆記，他說，小金“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勵”。

所以，在一次審訊中，聽到盧勇辯解，“碰瓷”的想法是孩子提出來的，自己今天“就是替他頂罪”時，劉名府憤怒了，“如果不是穿著這身警服，我真想沖過去揍他。”

他絕不相信這對父母不知道，小金已經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每一次過隧道，這個少年都會緊緊抓住座位，閉著眼，渾身發抖。哪怕，這個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車里。

蔣老師不僅擔任小金班級的語文老師，也是學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長。這個從教20余年的老師認為，小金的父母“根本沒有正視自己的問題”。

在他看來，這個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災難。“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職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的災難。”他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小孩子學習差、調皮搗蛋一點再正常不過了，那都是成長的過程。小金自幼留守，童年缺失父母陪伴，的確有一些留守兒童的通病，但都可以改正、教育，父母絕不該放棄、忽視孩子，更不能因此脅迫孩子犯罪。

只是，這些話他從沒有機會向小金的父母道明。在這所以打工子弟為主的學校里，他需要面對的，是一些“認為孩子只需要吃飽穿暖就可以”的家長。

身為政教處主任，陳老師遇到過太多孩子悄無聲息地離開，“讀著讀著就走了，去當個學徒，到了十八歲開始掙錢，順便談個戀愛就把小孩生了，結婚證都是后來補的。”他告訴記者。

在他眼里，學校能做的太有限了。比如這次，小金突然消失不見了，學校向盧勇詢問孩子的情況，盧勇輕描淡寫地說：“我們把孩子送回老家讀書了。”

崗位沒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著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學生頻繁的流動是這所學校的常態。

陳老師坦言，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從事比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有些是產業工人，有時候全球經濟形勢一個小小的變動，他們的命運也會隨之變化。崗位沒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著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他很苦惱，有時對一個孩子的教育剛開始兩三年，就碰上孩子的父母離開，小孩哭著轉學了。到了新的學校，這些還處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面對的也許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師同學。這個年輕的老師說不清楚，這會給孩子帶來怎樣的影響。

有時候，孩子是跟著父母回老家，有時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廠聚集地間游蕩，似乎唯一不變的，是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運，和那些孩子同樣身不由己的命運。

“只能說，時代發展太快了，腳步停不下來，可很多東西沒跟上。”陳老師說，“小金并不是極端的個例。”

林煊告訴記者，具體外來務工子女的人數很難統計，他預估“差不多兩戶就會有一個孩子，一個轄區如果有3萬外來務工人員，那小孩子至少會有5000個”。

這位警官處理了多起校園附近的打架和敲詐勒索案件，犯下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學生。

“數量不少。”他說。

14歲的小金已經轉學3次，在第二次轉學后，他說自己“徹底放棄搞學習了”“完全看不懂啊”。他還記得那次轉學后學的是除法，可他怎么也學不明白，那時候心里只顧得上害怕。

陳老師是小金科學課的任課老師。他很難將這個平凡的孩子和那個碰瓷了近20次的少年聯系在一起。“童年沒有父母陪伴是很大的空缺，對性格人格培養有很大漏洞。”他說。

真正逃離父母回到老家時，小金似乎找到了久違的開心，他下河抓小龍蝦，上山去采草藥，“小龍蝦一斤二十多塊錢呢，我可以掙幾百塊錢，自己養活自己，餓不死的”。

可他有時還是會想起父母，想起學校，他說自己還是想上學。

父母找到了他。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打回了老家，鄰里親戚都跑來老宅，勸說這個“不懂事的孩子”。

他沒有向親戚講述“碰瓷”的事，“太丟人了”。他更害怕把這事兒說出來父母會被抓，“畢竟他們還是我爸爸媽媽”。聽到親戚對自己的指責，他只會默默地哭，他說，自己已經不會放聲大哭了。

父親后來向他承諾，絕不會再逼他跳車“碰瓷”，更不會再打他。電話里，父親還告訴小金，你該回來考試了，“考完試，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學。”

小金回家了。后來，戶口簿被父母藏好，他放學后的行蹤以小時計被父母確定，“碰瓷”變得頻繁，他又試圖逃跑三次，但紛紛失敗。

他放棄了掙扎。

這個少年說，如果不是被警察發現，也許自己會這樣繼續“碰瓷”下去。他迅速消瘦，體重掉到了80斤。

小金說，他確定了一件事，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了”。

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

小金至今記得，父親被押送上警車前留給他一句話：“一定不要說實話。”

當他跟著辦案警官走進派出所，離審訊室越來越近，這個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他對著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細節交代得干干凈凈。

“不后悔。”小金說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爸爸媽媽應該被懲罰。”

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給兩個孩子安排住處，帶他們在食堂吃飯。小金時不時地問警察：“爸爸媽媽什么時候能出來？” “如果不能出來，要判多久啊？”

收到民警給自己買的新衣服時，小金只露出了一個淺淺的笑容，“看得出來，他是真的有心事，不是真的開心。”

他偷偷告訴林煊，自己擔心父母，又不擔心父母，既想讓他們出來，又擔心他們出來后打自己。

“我不恨他們。傷心的時候，我會哭一下，過兩天就好了。”他告訴林煊。

這個14歲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個屬于男人間的約定，他會好好照顧妹妹，直到父母放出來，把妹妹交到爸爸媽媽手上，自己再回老家，“老家學費便宜。”

如今，兩個孩子在學校寄宿，學校給小金兄妹買了新被子、褥子等床上用品，還安排了生活老師照看。只是，這也并非長久之計，蔣老師很希望兄妹倆的親戚可以前來照看，他許諾，學校可以為孩子的親戚安排一份工作。

可是，自打孩子父母被刑事拘留后，只有一個在江蘇打工的親戚匆匆趕來一趟，給兩個孩子塞了幾百塊錢后，又悄悄離去了。

林煊也考慮過這個問題。這位從警21年的警察見過很多法理與人情的沖突，許多父母犯罪，遺留下來的孩子如何照料一直是個大問題。

事實上，很多犯罪分子甚至會帶著孩子作案，被抓時就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氣勢”， “你們抓了我，孩子就沒人照顧了”。

類似的情況總讓警察為難。那些案子程度大多較輕，一般都是治安拘留15天，偶爾民警和協警也會客串一段時間的“愛心爸爸”。不過這回，林煊是第一次碰到父母帶上孩子一道刑事犯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性質很惡劣”。

可這一次，他沒有心軟。

案子到派出所時，這個有一個18歲兒子的父親表示，“這個案子要辦，一定要辦。” “這樣的父母怎么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聯系了街道辦事處和婦聯，希望一起處理這件讓人揪心的案子。他很清楚，身著警服，“是剛性的，代表著法治”，他害怕嚇到孩子，所以無論做筆錄還是后續對孩子的心理輔導，他都叫上了這些“柔的力量”。

被送回學校前，全所警察為小金兄妹捐款6800余元。派出所還在福明街道辦事處申請到一萬元經費，專門用于小金兄妹未來的學習和生活。

小金的態度自始至終都很堅決，“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林煊從未開口相勸，這個老警察曾檢查過孩子身上的傷，背部、手臂、腿部、后腦勺，渾身上下就沒幾處看不見傷口的地方。他驚呆了。

一些傷口至今發癢，在深夜提醒這個睡不著的少年，一切還沒有完全過去。

警方表示，如果小金堅持回四川上學，警方會盡全力協調當地學校為他辦理轉學手續。

但警方也很清楚，“送回老家不是首選”。 “農村老家讀完初中就沒學校了，在寧波城里讀書，成績好能上普高，成績差也能上職高，至少能學門技術。”

“我們想努力讓孩子用6年的時間學會自立。”警察林煊說。

看守所里，孩子的母親選擇了認罪，她哭泣著問警察，自家的米不夠吃了，孩子該怎么生活。被刑拘當晚，她哭著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警方準備為文麗辦理取保候審，“至少讓兩個孩子能有母親照顧”。

“這里的回憶不好。”小金說，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來浙江7年了，他說自己也有遺憾，就是轉學后除法沒有學明白，當時太害怕了，搞不懂也不敢問，到后來自己也放棄了。

如果可以，他想回到過去，“把學習搞好，這樣以后的工作才不會被機器替代”。

他想得很遠。他說，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讓他學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讓他像我爸爸媽媽那樣做壞事，一定不能做壞事。”

(文中小金、盧勇、文麗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