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托管班虐童事件把近年來不絕于耳的托管教育問題再次推上風口浪尖。所謂的“托管教育”，一般是指為1~6歲的學前及幼兒園適齡兒童提供的“學前托管”服務，托兒所就是提供托管服務的機構。其本質是小學教育的“下游”，嚴格意義上來說，不能算我國教育體系的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所是政府、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標配，為職工解決“帶孩子”的問題。市場經濟制度建立后，大部分企業都取消了托兒所，托兒所在城市中逐漸消失，托兒服務由單位責任內化為家庭責任。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家庭負擔、工作壓力日益加劇，“帶孩子”越來越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2016年11月，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近八成嬰幼兒都是由祖輩參與日間看護，其中近50%的祖輩感到“無可奈何”，特別是照顧過“一孩”的祖輩不愿再照顧“二孩”的比例在上升。“孩子上幼兒園以前是否有人幫助照料”成為七成以上的年輕人決定是否生孩子時考慮的首要問題。公立的幼兒教育機構招收的適齡標準為3周歲以上，但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一的家長愿意在孩子2歲前，就將其送入托幼機構，超六成家長選擇在孩子2~3歲時送入幼托機構。

可見，托兒所是真正的“剛需”。根據業內人士的估算，目前至少有3000萬的城市家庭有托管需求，這還不包括一些隱性需求——有意尋求高質量托管機構、但現階段不得不靠保姆、老人托管小孩的家庭，而且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消費升級、二孩政策放開，城市幼兒托育需求將持續上升。然而，目前我國幼托行業發展存在著監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兩大必須、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監管不到位，必須加快完善對幼托機構和行業的監管機制。2014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繼出臺托管教育的指導意見和管理方法，打破了幼托行業的“監管真空”。然而，目前的監管，還是以“資質審批”為主要手段。早在2015年，李克強總理就嚴厲指出過“資質審批”這種監管機制本身的缺陷。筆者認為，對幼托班的監管，應該由事前的資質認定轉變為全過程監管，由托兒所資質認證轉變為教師師資認證，依法制定幼托機構管理服務標準，破除行政壁壘，鼓勵社會力量進入幼托領域，同時由教育部門牽頭，實行最嚴格的監管制度，全程無死角錄像，重點監管安全、保育、衛生等方面，對主要負責人采取無過錯責任推定。

其次是扶持不到位，必須加大對幼托機構和行業發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據中國學后托管教育行業聯盟主席張洪偉的研究，2014年以前，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地方政府層面都沒有出臺任何關于幼兒托管的政策。恰恰相反，由于2012年的《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大量質量好、品牌好的幼兒園所辦的“托班”被取消，家長只能退而求其次將孩子送到社區托管機構。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社區托管機構往往受到面積、樓層、采光、師資等眾多因素的限制，尤其由于待遇差、工作累等問題，報考幼師、學習專業托兒教育的人很少，導致幼托行業的專業師資匱乏、專業培訓不足，幼托行業成為高風險低收益的行業。因此，必須盡快制定出臺對幼托行業的扶持政策，尤其是給私營幼托機構平等的政策保障，探索將幼托、幼教納入社會公共服務范疇, 從供給側發力，增加供給、提升質量，建立居家養育、社區體驗、機構服務等多位一體的模式，綜合開展嬰幼托服務。

（作者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