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季直表（局部） 三國 魏 鐘繇

孔侍中、憂懸帖（摹本） 東晉 王羲之

宗陽宮帖 元 趙孟頫

臨閣帖軸 明 王鐸

趙孟頫與王鐸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兩位大家，但兩位又因岀仕元朝與降清而成為貳臣，為同世及后代詬病。早先，趙孟頫與王鐸作品大展在北京與浙江兩地同時開展，趁此機會撇開書法的社會學因素而純粹從本體角度討論一下兩家的書法特色，尤其在兩家學習魏晉“鐘王”書風上的得與失做一些淺現的對比。

以“鐘王”書法為代表的魏晉書風，特征是瀟灑簡遠。魏晉文人倡導玄學，不以成法為束縛，主張隱逸而自我。此期的書法風氣，因由漢而下，骨力強健，古意猶存。而“鐘王”之不可測處，則在用筆與結字章法由古法而變新法的不可捉摸性與豐富性，即隸意尚有遺留，而用筆新法漸趨明晰。這種既古又新的特征往往成為后世學者學習魏晉的瓶頸，因為若從新式的角度間入魏晉，如趙孟頫，則古意與變化多不能及；而如從變化的立場體驗魏晉，如王鐸，剛往往多見突兀與標拔個性，而那份古而遠的意境則會隨著毛筆筆勢與體的展開而忘乎所以。

鐘繇與王羲之在書法史上并稱“鐘王”且為魏晉書風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大家。作為楷書的創始者，鐘繇書法古意幽遠，結構多不定式，而法度謹嚴。王羲之書學鐘繇，曾臨有鐘楷數件，并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后》記有“……又至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衛夫人為羲之師，鐘繇則為衛夫人師。羲之雖比鐘繇晚百余年，但學脈相承。如果說鐘繇的創造主要在楷書，王羲之則在行草，而行草開今體書法使轉之便，功勞非羲之莫屬。故如果我們說鐘書蕭散玄遠，王書則是瀟灑簡遠，這自是因書體不同而導致用筆變化、意境差異的本因所在。

“鐘王”書風雖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即兩家皆不定于規矩，用筆結構沒有標準化的模式。因為不定式，故而見變化；變化又玄奧簡凈，故而深遠莫測。趙孟頫與王鐸皆自稱力學魏晉的兩大家。他們的臨古與創作的確也得到了魏晉書風一定的感覺，但細細對比與分析，竊以為趙孟頫、王鐸與“鐘王”間尚有一定距離。如果說趙書得到了平和簡凈，而缺少魏晉的蕭散與瀟灑；王鐸似乎正相反，他的搖曳多姿與跌宕縱橫雖不能蕭散，但瀟灑卻有過之。不過，王鐸過于繁瑣纏繞的使轉與牽帶，則在某種意義上說與魏晉的玄奧簡凈背道而馳。

趙孟頫所處時代離魏晉已有千年。但“鐘王”之法代代相傳，尤其是“王書”，盡管各代各家皆有所發揮或變異訛傳。對于唐宋人的拓展與張揚，趙孟頫其實多不以為然，故其觀念及實踐努力直接魏晉。元楊載《翰林學士趙公狀》即記：“公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鐘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應該說，趙還是有一定眼力的。但畢竟“鐘王”書跡歷經千年，真跡已難覓見。趙孟頫所能接觸到的其實大多也是宋代刻帖及唐宋人摹臨之作。今見其《蘭亭十三跋》，針對的是定武石刻本而非馮承素摹本。他鑒定為真跡的《快雪時晴帖》《七月帖》《大道帖》等，也是唐宋人摹本或臨本。所以，趙孟頫對于“王書”的信息接收顯然不能是直接的，而且，從其鑒定有誤的事實看，趙孟頫對于“王書”實質的理解其實并非至深。

趙孟頫對魏晉古法見識與理解的局限除卻客觀上不能見到王書真跡的原因外，其實，最根本的因素，還是主觀上迎合朝廷及由此衍生的他對書法美的認識。在其著名的《蘭亭十三跋》中，他提岀：“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在他心目中，用筆永遠是第一位的，而結字僅僅因時相傳。這樣割裂地看待用筆與結字，或許正是為其迎合朝廷平和守正的價值尺度找注腳。這也注定他某種程度上不能鑒準“王書”、對宋以來尚意書風不屑一顧，因為他心目中的晉人之古是朝廷所要的那種溫和而守法的樣式。這無意中也讓我們想到，初唐時期太宗手上這般多的王羲之真跡，近臣如虞、褚、歐幾家想必也親歷過不少，但太宗卻要求大臣們學相對平和的《蘭亭序》，而對王書中那些“龍跳天門”的感覺于不顧，使初唐的書法景象局限在守法與守正的格局中，或許這正是歷史的重疊。

王鐸與趙孟頫的節點有所不同。作為明末入清的書法家，王鐸降清已在他晚年。在此之前，王鐸與好友黃道周、倪元璐等都高舉浪漫主義大旗，將書法的大氣與縱橫和盤托岀——在用筆上，極盡連綿與纏繞，似乎一口氣想寫到歇斯底里，且筆力勁健；結構上，近乎肆意地擺動身姿，以迎合那根跌宕的線條。為了更加恰當地寫大，王鐸似乎覺得“二王”還不夠用，于是索性直接取用米芾大字的狠勁及結字上的大疏大密，加之張芝《冠軍帖》的大草意趣，實現著宋元以來取法魏晉而又標拔志氣、張揚個性的目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對“二王”書風的拓大與拓展。

王鐸法鐘繇，見于其楷書。其小楷《登金門山絕頂詩帖》虛靈隨和，鐘意明顯。王鐸大字楷書雖從體勢上多顏柳，但其不拘于正的方式正是鐘繇遺風。王鐸有時在楷書中間摻雜異體，說明其欲打通篆隸楷書的意愿與欲望。在一些行楷作品中，王鐸筆性中加入了“二王”意趣，而結字更見靈活。不過，王鐸在融入米芾率性與收放有節的結構意識的同時，卻無意間也在拋棄著魏晉的蕭散與簡遠，這點是極可惜的。其實，王鐸小字臨《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及其他魏晉書法及自我創作，雖也渴望著搖曳擺蕩的表現，但用筆結字尚不及繁瑣，這種控制力甚至在其橫卷及大軸的純草書書寫中也保持著一個度，但一俟以米法行書大寫時，筆畫卻終不及簡省。這是王鐸的致命弱點，同時也是明末清初書家共有的問題所在。與入清的另一位書家傅山比，王鐸的繁瑣與纏繞尚見姿態，但與兩位為朝廷獻身的朋友黃道周與倪元璐比，王鐸的大字有失“雅”致。

趙孟頫與王鐸并不是同一類型的書法家，盡管他們都有人格上的“貳臣”污點。趙孟頫平和守正的審美觀處處體現著朝廷對文人的意識把控，是一種無奈的政治選擇，也是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王鐸的創造在其50歲前后已臻成熟，盡管其降清也是岀于時世無奈，但他最后的人生烈焰仍燃燒在書法之中，或許這是在辱罵聲中的發泄，或許是其人生的最后掙扎與寄托。所以，同樣以宗法魏晉為方式，趙孟頫走向了平和，安安穩穩地度過了他的大部分貳臣生涯；王鐸則選擇了發泄，將生命的休止符寫在了書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