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即使不計少年時代的勤讀好學，楊先生成年后在近90年的漫長歲月里一直未曾息肩地盡責劬勞，直到坦然撒手前的最后一刻。舉目望去，世間有幾人能比呢？九卷《楊絳全集》是她寫作成果的見證。此外還有多少教學、持家的勞動彌散到社會生活的瑣細進程里，有多少交談切磋、收集整理、聯系商洽、編輯校讀的工作融合進了錢先生的人生成就？

過去的十多年，幾乎每個長假級別的節日我都去看楊絳先生。只有去年春節沒能成行，因為她住院了。不久網上開始傳她病重的消息。我曾打聽情況，指望有機會去探望她。但隨后便得知她在去年5月25日凌晨病逝了。

那一天，在很多網站、論壇和自媒體上撲面而來的標題都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那凝聚著至親者間感念、欣賞甚至戲謔的私語，卻在這個時代里被高聲調高頻率地轉播再轉播。有點讓人感動，也有點讓人無語。它呈現的是楊先生面目最酷炫的側影，還是各色言說者們紛紜的自我想象？

無論如何，楊先生的“賢”和“才”并不都是輕松愜意的個性發揮。其底蘊是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堅毅、辛勤的尋常勞動，融匯在民族命運的坎坷之中。我想說說楊絳先生的才。

“文革”結束后我讀研究生畢業，于上世紀80年代初進了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成了楊先生的晚輩小同事。那時楊先生已經不到所里上班了。

她在外國文學研究、翻譯專業領域內的成果，首先激發我強烈感受的是文字風格。回想起來原因竟還是和我母親有點關系。大約是在我從事英語文學專業學習幾年之后，有一次她對我說：你怎么把中國話說得那么別扭。我不記得她具體談的是我哪篇或哪段文字，但這個評論對我刺激不小，至今記憶猶新。初讀楊先生的外國文學譯著時母親的話正在耳畔回蕩，我立刻意識到楊先生的文筆值得仿效。

對“楊氏文風”的認識，在我是一點一點深化并擴展的。起初我只覺得楊絳、楊必們的譯文極為順暢、擇詞妥帖、行文親和，有時相當俏皮（在原文具備這種色彩的情況下）。后來讀到她談譯事的肺腑之言：“翻譯是件苦差事，譯者‘一仆二主’……一個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順，不容違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譯本的本國讀者。他們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卻又得依順他們的語文習慣。我作為譯者，對‘洋主子’盡責，只是為了對本國讀者盡忠。”一席話如醍醐灌頂。

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一句。譯文傳達外文原作要講究“信”，大家都以為是理所當然。難得的是楊先生把對本國讀者的關切提到盡“忠”的高度上。這就不僅僅是翻譯技巧和寫作文體的問題了。拓展一點，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姿態。她在積極介紹、探討外國文化時，懷有一顆“中國心”和“平民心”。不唯“洋主子”，也不唯學術時潮（包括它所能帶來的聲名地位）馬首是瞻。

楊先生的學術著述文字平易近人，卻常常有很大的容量。《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中有一段，起始一句是“《堂吉訶德》最早受到重視是在英國”。為了這句簡短的陳述，她作了近180字的長注，說明該書三種早期英譯本的情況等等。那個自然段總共不足200字，卻概括了艾狄生、譚坡爾、斯蒂爾以及笛福、拜倫等許多人的見解，而且全都一一作注。注解比正文長得多。著重指出這點，不是說注釋比正文長就一定高明或可敬，而是因為此處注釋特別體現了譯者的治學精神。她不但認為自己的每一陳說或論述都需言之有據，而且總是不辭辛苦考察第一手資料，絕不取巧走捷徑。她的《論薩克雷〈名利場〉》開頭談及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薩克雷的議論。這些對她來說應是相對生疏的。她不拒絕接觸新領域或新知識，為此特地查閱了俄文和德文的原著，而且沒有采用現成譯文，而是依照自己理解另行翻譯出來。這些辛勤研讀常常被她濃縮進不起眼的注釋，不事炫耀，也不在自己尚無特別心得的情況下做任何輕率的發揮。

她很少在正文里長篇大論地旁征博引。比如探討早期小說理論沿革的《斐爾丁的小說理論》涉及斐爾丁和其他許多古今西方人關于敘事的種種論述，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由楊先生講來就幾乎全是曉達順暢甚至生動活潑的間接引語———她只是在注里說明出處，大約是為了給那些有志深究的人們一個確切的線索。其中有一段以僅僅600余字的篇幅撮要復述亞里士多德關于悲劇和史詩的議論，十分清晰明了，即便從未接觸過《詩學》的讀者也絕不至于“擱淺”。想必她目中的讀者不是滿腹經綸的大學問家或學院派評審委員會之類，而主要是約翰遜博士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重視的普通讀者。

她追求清楚的表達和有效的交流，仿佛一位細心的對話者，時時留意著對方的反響。不知道這與她的女性身份是否有關？無論如何，即使涉及理論，楊先生也總是以平等交談的口氣、以常人聽得懂的樸實語句來表達。她在《舊書新解》中說：西班牙古典作品《薛蕾絲蒂娜》雖以戲劇形式出現，通篇是人物對話，但實際上用的是史詩或小說的敘事結構；如果稱它為小說，卻又和傳統小說不一樣。“我們現在有意識地把它當小說讀，就覺得像一部打破了傳統的新小說，和近代某些小說家所要求的那種不見作者而故事如實展現的小說頗為相近。”接著她又說，“小說家以‘無所不知’的作者身份，自有種種方法來描摹現實，不必用對話體。而且，作者出頭露面就一定損壞小說的真實性嗎？小說寫得逼真，讀者便忘了有個作者嗎？小說寫得像‘客觀存在的事物’，‘客觀存在的事物’未經作者心裁怎樣攝入小說？”

此處，楊先生翻出一部老作品來探討“新”與“舊”的關系，并且對“意識流”小說等要求作者隱去的主張提出了質疑。涉及的問題并非沒有理論深度，但她的看法卻和我們的常識性感受相一致———即小說的作者是無論如何“隱”不掉的。可是，那些大智大慧的名作家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主張呢？楊先生沒有提供答案。她只是提出了疑問，請我們和她一起思考，并由此間接地向我們建議：不妨多信任一點自己的直覺和常識，對時髦的理論和“權威”的說法多打幾個問號再決定取舍。

對我來說，揣摩“楊氏文風”的漫長學習一直延續，至今沒有句號。在這個潤物無聲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作為寫者和譯者，她對讀者的態度包含了對母語（即“他們的語言習慣”）的忠誠。楊先生曾在不同地方多次提及錢先生和她對母語的感情，說他們夫婦1949年不肯離開“父母之邦”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看到她將“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與如此重大的人生選擇連在一起，令人不禁有動于衷。顯然，這種忠誠貫穿了他們的全部生命和寫作。由此我悟到自己作為新中國同齡者，已是第三代“白話”人，而且在青少年時期基本上只接觸到一套流行革命話語，過往的語文教育有所缺失，在祖國語言文學中浸潤不深，理解欠深入周全，對其優長和美好體驗不充分，以致我們中有些人對母語文化忠誠度不足。具體到自己的專業工作，我在翻譯時常依仗貧乏的學生腔漢語生硬地從字面上逐一對應外文字句（且不論對后者的理解是否得當），甚至在中文寫作中也常不自覺地采用了草率的“翻譯腔”。

不過，“楊氏文風”也不是僅靠家學淵源、少年教養或立場感情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楊先生曾回憶說：上世紀50年代初，她曾請錢鍾書校讀自己譯的法文小說《吉爾·布拉斯》。錢先生有如“仇校”，拿鉛筆在她的稿子上畫滿橫杠，稱：“這些看不懂。”她辯解道：“書上就是這樣說的。”然而錢先生強調他讀不懂。于是楊先生聽明白了，這是說她沒能把原文轉換成能讓人理解的“適宜”的中文。所以繼續重譯，直到錢先生點頭表示看懂了。她說：“要說我的翻譯技巧，就全是從這些失敗的經驗中摸索出來的。”我反復讀了她在介紹自己如何改進譯文時所舉的幾組例子，其中每組都分別列舉出“死譯”稿、修改稿和再改稿。抄錄一個較為簡短的例子如下：

“死譯稿”：“……你為什么不去召喚那個最忠實的朋友在朋友中太陽所看見的，或黑夜所遮蓋的？……”

修改稿：“……你為什么不去把白日所見、黑夜所藏的最忠實的朋友叫來呀？……”

再改稿：“……你為什么不去把那位忠實的朋友叫來呀？比他更忠實的朋友，太陽沒照見過，黑夜也沒包藏過！……”

楊先生解釋說，這里涉及的是對話中的一句“反話”，其中的“忠實”指不忠。說來三稿就對原文的理解來說并無本質差別。即使第一稿也沒有所謂的“硬傷”，只不過是循著原文語序一個詞一個詞地對應翻出來。平心而論，多數翻譯通常就停留在一稿或二稿階段，至多再加減一兩個標點、調換個別用詞后便完事大吉。而楊先生的第三稿則追求更神似更豐滿的表達，效果可謂“朗朗上口、神氣活現”。一改再改，可以說是在反復推敲“翻譯度”，是在文體上精雕細琢。凡是曾經多少涉獵翻譯的人都會明白，如此這般修改，得讓“苦差事”更苦多少倍。我讀書信馬由韁，沒有見過楊先生其他披露修改文章過程的記述。但是在一條條閱讀這些譯例的時候，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她那種平實流暢而又親切自然的文筆其實是辛苦磨煉出的。寫家的筆如工匠的手，想出好活兒不能靠取巧。要知不足、有追求，還須經過瑣細而嚴苛的長期習練。正所謂字字皆辛苦。

去年4月初我見到文學所一位退休友人，她提到自己近時身體狀況不太好，但沒有太影響心態——“因為手頭的寫作任務沒有完成，有一口氣提著呢”。她的話讓我百感交集。不知怎的，我就聯想到今年初《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48卷出齊，標志著他的遺稿整理大功告成，隨后楊先生即在春節期間住進醫院——“莫非，她終于松了那口氣？”

由于國家命運的動蕩曲折，錢鍾書的許多研讀思考心得未能以最終成果的形式面世。他和女兒錢瑗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因病去世后，早已年過耄耋的楊先生開始了遺稿整理出版的跨世紀“工程”——為了讓智慧和知識的閃光不被淹沒，也為給一代中國讀書人的治學歷程立此存照。她說自己成了“錢辦主任”，是留下來獨自“打掃現場”的人。相比于自嘲“灶下婢”，此時她選用的詞頗為“公務”化，更陽剛也更幽默，表達了某種不太相同的角色認知。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語匯其實也滲透進了她的深層無意識。當然兩類說法也有共性，除了都含嘲解之外，也許更重要的是都指向具體而繁巨的勞作。

的確，即使不計少年時代的勤讀好學，楊先生成年后在近90年的漫長歲月里一直未曾息肩地盡責劬勞，直到坦然撒手前的最后一刻。舉目望去，世間有幾人能比呢？九卷《楊絳全集》是她寫作成果的見證。此外還有多少教學、持家的勞動彌散到社會生活的瑣細進程里，有多少交談切磋、收集整理、聯系商洽、編輯校讀的工作融合進了錢先生的人生成就？

我曾對朋友說：楊絳先生是勞動模范。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這個詞“煞風景”，與他們心中的想象格格不入。然而它卻貼切地表達了我對她最深摯的敬意。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