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意在防范中國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他的首次東亞之行中，對他的東亞戰略，描繪了一個不算很清晰的輪廓。在日本、韓國、中國、越南以及APEC峰會上的一系列講話中，特朗普都在推銷一個新概念：“印太”。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對 “印太戰略”并無美國傳統政客那樣深文周納的描述，卻也簡短明確。

我們不能由此輕視“印太戰略”，它是美國總統地區戰略的鄭重宣示。美軍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強勢集團，特朗普具有非常明顯的“親軍”色彩。其軍事領導風格趨向“委托式”，即具體的軍事戰略和決策由專業化的軍隊領導人來作，作為總統，他負責全力保障軍隊的資源，滿足軍隊的軍費需求。

“印太戰略”的目標與特點

無論是“印太”地區，還是“印太戰略”相關國家，甚至特朗普宣示“印太戰略”的行程，都環繞中國。凡是戰略，必有戰略目標、戰略對手、戰略同盟、戰略手段，特朗普在日本、韓國、越南都大談“印太戰略”，只有在中國對此未置一詞，原因不言自明，即“印太戰略”的目標，仍是遏制中國崛起。

至于將“亞太再平衡戰略”拓展延伸為“印太戰略”，原因也很簡單，隨著中巴經濟走廊逐漸成型，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取得廣泛響應，中國的利益和力量都開始成規模走向印度洋，原有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成了一件過時的“衣裳”，已經“罩不住”美國及其聯盟遏制中國崛起的“軀體”，因此，它“換裝”了。

在筆者看來，“印太戰略”具有四個鮮明特點。第一，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紐帶。美、日此前提出過“民主價值觀共同體”構想，迄今，“印太戰略”的主要參與國美、日、印、澳，也是以民主價值觀為標榜的西方政體國家。特朗普就宣稱，“印太”地區近年來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源于各國獨立自由的發展方式，源于法制、公正和對私人商業的保護。美國作為民主價值觀的“帶頭羊”，必須保護這些作為“自由與繁榮”基石的地區盟國。

第二，以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為核心。“平衡”是美國戰略家喜歡用的詞語，唯有平衡才能穩定，這是常識。但美國戰略家口里的平衡，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平衡。特朗普在APEC峰會的演講中，避免用“領導者”“領導地位”等來形容美國在“印太”的角色，但他舉出了歷史上的很多事例來證明美國是這一地區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實質仍然是強調美國的主導地位。

第三，以特朗普風格的美式行為準則為原則。貿易是貫穿特朗普東亞之行的核心議題，在日本、韓國、中國訪問時，特朗普指責到訪國在對美貿易上采取不公平手段。在APEC峰會的演講中，特朗普也非常強硬地指責“有些國家不對等開放市場”“不遵守貿易規則”“盜竊知識產權”等，表示美國將不再容忍此類行為，也希望“印太”國家共同反對這種行為。

第四，以防范中國成為地區支配性國家為目標。特朗普訪華時，非常“大度”地把中國在貿易上占美國“便宜”的責任，推給前幾屆美國政府。在APEC峰會的演講中，特朗普雖未點名中國，但重復了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此前關于“掠奪性”經濟模式的說法，呼吁“印太”國家保護“經濟安全”，“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說白了，美國以“印太戰略”拉幫結派，目的就是防范中國成為地區支配性國家。如果任由地區支配性國家出現，美國的全球霸權就會無形中冰消雪融。

“印太戰略”的體系構成

任何戰略一旦成型，都會是一個有機的體系。“印太戰略”尚在成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國家構成、政治構成、軍事構成幾個方面來分析其體系結構。

“印太戰略”的國家構成主要包括美、日、印、澳，其他可能的參與國有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等。美國主導“印太戰略”，旨在遏制中國崛起，或在無法遏制的情況下將其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日本是“印太戰略”的積極推進者，在自身實力相對中國逐漸弱化的情況下，通過拉中國另一邊的印度參與，使中國面臨傳統的“海防”與“塞防”難以兼顧的局勢，從而避免或者延緩中國成為東亞的主導國。在這一點上，美、日之間有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

印度曾經拒絕加入美、日、印、澳“四國聯盟”，但在中巴經濟走廊日漸成型之際，印度開始在“印太戰略”上積極起來。印度其實是會錯了意，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絕對不針對印度。至于澳大利亞，在經濟上受惠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它對“印太戰略”的積極鼓噪，是想借重美國刷存在感，并在經濟上繼續從中國獲得超值實惠。

印度尼西亞是“印太戰略弧形”的外切拐點，其國土分布涵蓋望加錫、龍目、巽他海峽等多個海峽，它們是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道。為此，印度尼西亞成為相關各國競相拉攏的對象。越南在南海擁有狹長的海岸線，對于在南海牽制中國具有重要作用，因而被美日所重。在“印太戰略”的所謂“四國聯盟”中，其一指美、日、印、澳“民主價值觀共同體”，其二指美國監控下的日、澳、印、越地緣政治同盟。

“印太戰略”的政治構成，主要指意識形態。特朗普東亞之行，在美軍駐日橫田空軍基地一下飛機，就對美軍士兵和部分日本自衛隊員強調“自由”價值觀。在隨后的APEC峰會上，特朗普更是將“民主”“自由”掛在嘴邊：“印尼人一直構建國內民主機制，它是地球上第三大民主國家。”“韓國是地球上最富裕的民主國家之一。”“在日本我們看到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國家，這片土地上創造出工業、技術和文化的奇跡。”“讓我們共同構建和平、繁榮和自由的‘印太’地區。我們只要攜起手來，所有的挑戰都可以克服。”

“印太戰略”的經濟支撐包括兩個部分，即特朗普大力構建的新的所謂“互惠”經貿關系，以及美國退出后由日本帶頭的“縮小版TPP”。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TPP，要與所有貿易伙伴全面重開談判，這種新的經貿關系會成為“印太戰略”事實上的經濟支撐。美國退出TPP不排除有情緒性因素，所以存在重返TPP的可能性。即使美國不重返TPP，“印太戰略”的美、日、印、澳“四國聯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將美國拉回。

“印太戰略”的軍事步驟，即以美軍現有“印太”軍事存在為基礎，以日、印為兩翼，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為要點；以強化美軍在“印太”區域的軍力和加強日本自衛隊作用為主要手段；壓縮我在東海、釣魚島海域、南海，以至印度洋和太平洋交匯地區、東印度洋等海域的行動空間；以頻密的各種組合、聯合軍演提升多國聯合作戰能力，從而抵消和削弱我在“印太”地區的活動能力和影響力。

美國在印度洋以及日、韓、澳美軍基地的駐軍，是二戰后美國全球安全體制的重要支撐。基于應對中國崛起的需要，以朝鮮核導發展為由頭，美軍已經不斷增加了在這一區域的軍事存在。基于希望日本在地區安全機制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考慮，美國默許安倍于2014年解禁了日本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以部署先進戰機、加強聯合軍演為代表，美軍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力量仍在持續加強。

印度是“印太戰略”中在印度洋一邊的支點和重要一翼，但相對西太平洋地區的美日同盟而言，印度相對較弱。加強印度，既是美國所需，也是印度所求。8月21日，特朗普就南亞局勢發表演講，宣示他的“南亞新戰略”將著力發展與印度的戰略伙伴關系。10月24日至26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首訪印度。美國正通過戰略與防務合作，將印度逐步拉入美國的安全架構。

澳大利亞人口2200萬，陸海空三軍僅有7萬人，在安全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可想而知。此前，美軍已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派駐了2500人的海軍陸戰隊。“印太戰略”一經拋出，澳大利亞立即響應，澳大利亞渴望加入美國的“印太戰略”，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印太戰略”具有不確定性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印太戰略”具有不確定性。首先，不確定性來自美國。迄今為止，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戰略仍在探索之中，從屬于亞太戰略的“印太戰略”并未定版。由于特朗普的主要關注點在國內經濟發展和減稅等議程，在對外政策上，既沒能在“美國優先”原則與領導全球治理之間達成平衡，也沒完成對歐洲、中東和亞太這三個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明確排序。在亞太方向，到底是以應對中國崛起為主還是以對付朝鮮為主，二者顯然難以兼顧。

其次，不確定性來自印度。印度長期堅持“不結盟”外交政策，一旦加入“印太戰略”，固然可以獲得諸如“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等口惠，但也必然會被“印太戰略”同盟綁架，卻不見得有實際利益。

在驅動“印太戰略”朝哪一方面轉化——是偏重于區域合作、多方共贏，還是偏重于區域對抗、零和游戲——的各種因素中，最關鍵的就是中國。我們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軍事實力、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妥善應對各種挑戰，那么，“印太戰略”露出來的，就更多的是微笑，而不是牙齒。

(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信息通信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