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中印邊界士兵（圖源：環球網）

2017年對中印關系而言是不平靜的，既見證了洞朗對峙期間兩國關系劍拔弩張，也看到了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峰會兩國領導人會晤后中印關系的峰回路轉。而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最高級別年度磋商機制，洞朗對峙結束近4個月后舉行的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年度會晤（下稱特代會）對于兩國關系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眾所周知，特代會主要負責解決兩國邊界問題，但磋商內容早已超越特定的邊界范疇。年度特代會機制已經成為兩國就中印關系、邊界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交流的平臺，成為保持接觸和談判勢頭、加強戰略對話和溝通的重要渠道。特代會的舉行以及會晤進一步明確了共同點遠遠大于分歧、加強戰略溝通、增進戰略互信、推進各領域合作和實現共同發展等關鍵詞，表明中印關系已經逐漸回歸致力于“構建更加緊密發展伙伴關系”的軌道。

實現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戰略對接，是中國致力于與世界各國實現命運共同體的主要路徑。在目前中印實現戰略對接仍有困難的背景下，加強戰略溝通與增進戰略互信的重要性凸顯。毋庸諱言，因邊界問題懸而未決，導致中印關系較為復雜敏感。然而，如何通過戰略對接聚焦兩國在構建與提升發展伙伴關系上的合作，進一步夯實2014年關于“構建更為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中的共識基礎，有效推進2015年兩國聯合聲明中提及的構建更加緊密發展伙伴關系的下步規劃，是兩國當下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實際上，中印兩國間存在溝通不到位、說服對方能力退步、以及戰略對話不能有效接近對方觀點等現實問題。確實，因中印彼此在戰略目標、利益匯合與重疊的交集、訴求重點與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差異，導致兩國的戰略溝通與對話的基礎并不完全一致，溝通的效果也與期望值有所偏離。未來，克服彼此溝通的不充分和不準確，是中印管控分歧必須面對的現實挑戰。

實際上，中印彼此的發展戰略有相似的訴求，不僅存在對接的可能性，也有對接的現實需求。中國和印度都從基層設計上推進一系列發展規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有很多契合之處，完全可以通過戰略對接的途徑放大彼此戰略的成效。目前，中國致力于實現“中國夢”，而印度也在積極打造“新印度”。而在彼此的國內發展戰略的規劃設計的重要領域中，兩國又有諸多共通之處。如在強調發展制造業方面，中國有“中國制造2025”，印度則有“印度制造”，在重視網絡對國家經濟的積極作用方面，中國出臺了“互聯網+”，而印度則突出“數字印度”，在突出彼此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與可持續性上，中國有“美麗中國”，而印度則有“清潔印度”。但從目前來看，盡管印度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仍有顧慮，但并未影響兩國在一些功能性議題上的合作。例如，印度是最早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成員國之一，其投資份額達到83.7億美元，是亞投行的第二大股東，其投票權占8.52%。亞投行在2017年4月決定設立“印度基礎設施投資基金”，以服務于印度的機場、公路、能源、鐵路、隧道、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在亞投行落實的24個項目中有五個在印度，對印投資達12億美元，涵蓋運輸和能源等領域。

從長遠來看，無論是從彼此的發展戰略、雙邊關系的框架基礎、各自多邊外交的努力方向和對外戰略來評價，還是從具體問題的處置甚至分歧的管控實踐來分析，中印兩國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的共識基礎仍然存在，兩國強調地區與跨地區的聯通性以加速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存在交集。可以說，中印之間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合作需求也大于戰略競爭。但未來的中印關系，競爭與合作并存，對沖與協調同在，而且戰略競爭將深刻影響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加之印度大國意識空前高漲，利益訴求高度膨脹，養成“例外習慣”的印度在其核心利益與關切上對中國施加了空前的外交壓力。盡管如此，在雙邊層次，構建更為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仍將是中國對印關系的基調；在地區層面，印度仍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潛在伙伴和爭取對象；而在在多邊領域，加強與印在多邊舞臺的溝通與合作，仍是中國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政策路徑。

2017年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期間，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中印兩國領導人就雙邊關系的未來方向達成共識。其中，推動中印關系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維護好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是兩國領導人的重要共識。而如何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確保中印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做到王毅外長提出的“三不”，即“中印關系不脫軌”、“中印兩國不對抗”和“中印矛盾不失控”，只有中國單方的善意是不夠的，需要兩國的共同努力。

（吳兆禮，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