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東江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令人深思：當地以關某為首的犯罪團伙自2008年以來，通過買票、賄選等手段，長期擔任村干部、霸占村“兩委”，在村委會工程建設、招商招租等活動中牟取非法利益，并且多次聚眾鬧事，嚴重干擾村民正常生活。

長達近十年，村民自治制度似乎在這里失靈了，簡直無法無天。深究原因，固然有犯罪團伙的蠻橫、霸道的一面，但廣大村民或漠然視之、或忍氣吞聲、或不懂維權也是原因之一。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把村民自治等同于“選舉”，把各項民主權利都簡單歸結在一張選票上。其實，村民自治既包括選舉民主，還包括協商民主，村民有權對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村務治理說“不”。選上了村干部并不意味捧上了“鐵飯碗”，群眾不滿意、不信任，自然有權再給村干部投一張反對票。這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村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也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魅力所在。

近些年來，村民自治在體現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權益、激發農村活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實踐也反復證明，實現村民自治并不意味著黨委政府就可以不管不問、聽之任之。貧困村脫貧，既要村民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也離不開黨委政府扶貧扶智；矛盾村“善治”，既要村規民約“約法三章”、照章執行，也離不開黨委政府延伸工作觸角、夯實基層基礎；對于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更應注重社會政策的兜底；對于以權謀私的村干部、危害鄉里的黑惡勢力，必須依法嚴懲。

如今，有一些干擾性、破壞性因素妨礙制度效能的發揮，村民自身的反制力量仍然較為薄弱。面對犯罪團伙的為非作歹，村民們不懂、不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恰恰說明黨委政府工作還不到位，村民拿起法律武器的前提，是要有黨委政府的引導和撐腰。

任何制度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它的成功實踐有賴于和社會文化土壤的相互契合，有賴于整個治理體系的協同配合。村民自治是從我國農村社會的泥土中生長出來的民主制度，想讓它更富有生命力，就離不開黨的領導、法律監督和政府大力支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應以法治為前提，鄉村治理體系能否平穩運行，取決于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進展水平，縣、鄉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應依法加強對村務治理的指導、對農村各類問題的預防和監管，絕不允許任何破壞法治、踐踏自治的行為。自治還應以德治為基礎，進一步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農村地區集體意識、法治精神和民主氛圍，從根本上鏟除損害自治的土壤。未來伴隨著鄉村治理體系的不斷成熟，村民自治必將更加規范有序、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