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外輔導機構良莠不齊亟待有力監管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黃慧穎

中小學生的寒假時光已經開啟，可對不少孩子來說，假期可能是假的。

盡管不用去學校，但一些孩子依舊忙碌，輔導班成了他們新的去處，課后作業與上學時相比絲毫沒有減少。

在國家連番要求“減負”的背景下，課外補習市場緣何持續火熱？這些“小灶”真的管用嗎？

課外輔導市場火爆

“減負后，從理論上來說，學生的課后作業變少了，課業負擔會減輕。可是，學生寫作業的地點早已從學校轉到了課外輔導班。”河北省邯鄲市育華中學教師何寧(化名)說。

何寧告訴記者，有些輔導班的授課老師其實就是學校教師，他們會特意在輔導班上講更多的題，講的更細致，以此吸引更多學生報名。“盡管這是違反規定的，但是依舊屢禁不止”。

在北京市一所中學擔任教師的梁靜，也認同課外輔導機構流行的觀點。

“在北京，很多孩子都在上課外輔導班。從目前來看，上輔導班的孩子都是補語文、數學、英語。不過，隨著考試科目調整，歷史、地理、生物、化學等科目可能也會進入輔導班的補習目錄。總而言之，對孩子來說，哪科弱就補哪科。”梁靜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在邯鄲一所中學擔任政治老師的王楓，對課外輔導班有更深的感觸，他的弟弟就在上輔導班。

“我弟弟現在上初中。以前，我還能輔導他，但現在不行了，題目太難，而且有些知識點也都忘了。再說，在家里，我是姐姐，他根本就不聽我的話。所以，還是把他送到了輔導班。”王楓說，據她了解，現在很多孩子都在上輔導班，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幾乎所有科目都有人在補習。一些學校附近就有不少輔導班，學生來去也方便。

除了上輔導班，給孩子請家庭教師也是不少家長的選擇。

在天津市一家大型教育培訓機構擔任輔導老師的韓瑤，在上大學時就兼職家庭教師。

韓瑤告訴記者，輔導班收費一般都比較高，普通工薪家庭大多選擇請大學生做家庭教師。

“我進入教育培訓這個行業，完全是巧合。上大學時，有一次臨時替舍友去給孩子補課，沒想到因為講得好被留用了。最開始沒有經驗的時候，1小時30元。后來逐漸有經驗了，每小時100元。”韓瑤說，講好課也是樹立品牌的過程。家長之間會互相分享教師資源，我教的第二個學生就是第一個學生的家長推薦來的。

輔導并非都有效果

付出了時間和金錢就一定能提高成績嗎？

“我弟弟成績太差了，參加輔導班后，成績略微有點提高吧。不過，即便成績沒有提升，也會繼續上輔導班，用我媽的話說就是圖個心里安慰。朋友、鄰居的孩子都在上輔導班，總不能讓自己家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吧。”王楓說。

梁靜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上輔導班的有兩類學生，一類是本身學習很好，但想出類拔萃、更加優秀，這類學生上輔導班的效果還是很明顯的；另一類是學習成績不太好的，這就因人而異了，總體來說感覺成績并沒有提高多少。

參加輔導班是否有效果，除了學生本身的原因，與輔導機構的師資力量也有很大關系。

韓瑤告訴記者，她現在工作的教育培訓機構規模很大，在全國開辦了400多個學習中心，算是大型企業，教學質量也能夠得到保障。培訓機構的老師都有本科以上學歷，只要講課講得好就可入職，教師資格證并不是必備的證書。“不過，領導有時候也會忽悠家長。一般來說，家長更希望授課老師是師范院校畢業的，所以領導就要求我們對外聲稱是師范生，讓家長更加信任我們”。

當然，并非所有輔導機構都對師資有要求、都能保證輔導教學質量。

“我曾經在一家小型教育培訓機構工作，那里的問題實在太多，沒過幾天我就不干了。”韓瑤說，那家教育培訓機構虛報老師學歷，而且沒有正規執照，他們拉學生家長全靠連哄帶騙。“有些家庭的經濟條件不算好，但家長都把辛辛苦苦掙的血汗錢交給了這家培訓機構，我看著挺難受的”。

嚴格監管培訓機構

給中小學生“減負”一直是國家硬性要求，不少家長也抱怨孩子作業太多。在此背景下，為何還有這么多課外輔導機構？課外輔導機構良莠不齊的問題怎樣解決？

對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根據相關規定，義務教育階段教師不得在校外兼職。從目前來看，這一規定有一定效果，多數在職教師會拒絕在外補課。在這種情況下，課外輔導機構的需求就增加了。還有一個原因在于考試評價體系，目前這些課外輔導機構都是圍繞如何提高學生的分數展開教學，這是有問題的。美國的課外輔導機構比較少，學生的課外活動比較豐富。所以，如果能讓我國這些課外培訓機構開展更多樣化的活動，滿足學生多樣化的需求，那就是健康的課外輔導方式。

在儲朝暉看來，目前很多課外輔導機構只是經過工商部門登記，并不歸教育部門管理，教育部門對此類輔導機構沒有行政執法權。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我國對課外輔導機構有明確的要求：培訓機構必須有證有照經營。可是，現實中這種有證有照的監管方式反而導致大量監管之外的情況發生。比如，有的培訓機構只有營業執照沒有辦學許可證，在這種有照無證的情況下，機構會首先辦理教育咨詢的工商營業執照，之后再擴大經營范圍，開展教育培訓等超出經營范圍的業務。再比如，有些培訓機構既沒有營業執照，也沒有辦學許可證，屬于無證無照經營。按理來說，無證無照機構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與無證有照相比，無證無照的情節更嚴重，但是在現實中無證無照反而處于監管之外。教育部門認為這種機構未辦理辦學許可證不歸教育部門管理，工商管理部門認為也不應該納入他們的管理范疇，結果就是此類機構長期處于欠缺監管的狀態。

“另一方面，目前還沒有對教育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進行明確限制。許多國家明確禁止超前教育，并且出臺了《超前教育體系法》。比如，孩子上小學三年級，就不能培訓七年級的內容，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教育體系。我國已出臺了學前教育‘去小學化’的規定，但在落實上還是流于形式。”熊丙奇說，教育培訓機構應該按照工商企業進行管理，不用辦理辦學許可證，但是應該履行備案制。也就是說，所有的教育培訓機構都必須到教育部門備案，教育部門根據備案項目建立起教育風險準備金。這樣一來，所有的教育培訓機構都被納入了監管體系，相關部門也可以對機構進行過程性監管。目前我國的前置性審批存在情況復雜、落實困難等問題，備案制不失是一個好辦法。

“總的來說，不少教育培訓機構都存在無證無照或者各式各樣的違規經營問題，相關部門必須依法治教，通過立法來規范所有的教育培訓機構，同時也要對教育培訓機構的違法經營、超前培訓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熊丙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