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2月15日），陜西南鄭縣一名叫張扣扣的男子持刀殺死一家父子三人。當兇手張扣扣自首后，有人將其行為稱作為母報仇的快意恩仇，甚至有人贊其為英雄。

從目前公開報道來看，張扣扣的殺人行為與報仇有關。張扣扣所說的“仇”，記載在一份判決書上：南鄭法院認定，1996年8月27日，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因瑣事與王正軍等人發生沖突，在沖突中，王正軍用一根木棒猛擊汪秀萍的頭部，汪秀萍當晚身亡。當年，南鄭法院一審認定時年17歲的王正軍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由其監護人王自新一次性賠償張福如經濟損失9639.3元。

這份判決下達22年后，年已35歲的張扣扣，持刀殺害王自新父子三人。張扣扣犯案前，有過參軍、打工的經歷，有些人遂將其行為描述成臥薪嘗膽、報仇雪恨的壯舉。

那么，這到底是一種江湖兒女的快意恩仇壯舉，還是一種應予以譴責的暴力犯罪行為？網上的爭議仍然很多。目前，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在努力接近事實的真相。也許，只有越來越多的事實和證據得到呈現，這種輿論爭端的烈度才有望降低。

張扣扣的殺人行為和復仇有關是基本可以確定的。復仇，這個古老的話題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曝光在現代的語境里。

復仇的情結，不但在人類的文學作品中長久流行，也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一個現實迷思。

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和原始社會，復仇習慣可謂深入人心，復仇特別是血親復仇曾長期存在。彼時，復仇是家屬和族人一個神圣的義務，社會也承認這種復仇的權利。

在缺乏司法力量維持公正的古代社會，允許私人尋仇不足為怪。《周禮》規定，報仇有法定的手續，也有專管報仇事務的官吏，報仇者只要事先去有關官吏處登記仇人的姓名，將仇人殺死便可無罪。另外，也設有專門調解的官吏。

隨著文化進化，復仇的權利漸漸受到限制。法律機構發達之后，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紛紛收回，私人不再有擅自報仇殺人的權利，殺人也隨之成為犯罪行為，須受到法律的懲罰。復仇從此被禁止。歷史學家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說，公元前一世紀的法律中就已開始做此努力了。特別是唐、宋以降，法律都一貫禁止復仇。

中國古代法律除了積極制止復仇外，還有移鄉避仇的辦法，消極地防止復仇事件的發生。移鄉避仇是一種古代的法律規定，其內容為：殺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殺者家中尚有近親屬，為履行赦令，又防止仇殺的惡性循環，規定被赦者不得返居故鄉，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戶。瞿同祖論及，到明清時，法律雖已無殺人移鄉的規定，但清代條例上有兇手遇赦、被害者子孫不許私自尋仇的規定。立法禁止復仇和移鄉避仇雖不同，但二者的用意卻是殊途同歸：一是使無尋仇的機會，一是以法律的力量禁止再向已受到國法制裁的仇人尋仇。由消極避仇到積極禁止復仇的過程，法律對復仇的防范可謂周密細致，這也可以看出國家法律力量的努力和增進。

不過，雖然法律對復仇嚴加防范和制裁，但是私自復仇的風氣在古代仍然盛行。相比將仇人交由法律程序裁判和懲戒，復仇的熱血故事往往更能激動人心。有時，輿論甚至某些有司官吏也對復仇者持同情甚至贊揚態度，從而使得人情倫理與法律時常處于矛盾沖突中。

在唐代，曾經有一個著名的復仇案例，引起朝野、輿論的強烈激蕩。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都城洛陽發生了一樁震驚朝野的殺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張審素的兒子張瑝和張琇，將朝廷大員楊汪殺死于都城，以報父仇。張審素一向清廉正直，卻被部下誣告貪贓，朝廷派楊汪前去調查，張審素的下屬武將董堂禮激憤之下，擅自殺了誣告者，又以兵丁七百人包圍了楊汪，脅迫其為張審素雪冤。援兵到達，楊汪脫身后，上奏朝廷說張審素謀反。很快，張審素本人被處斬，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流徙嶺南。幾年后，二人逃回洛陽，隱名埋姓。一天夜里，二人半路截擊已改名楊萬頃的楊汪，并用斧頭將其殺死。二人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萬頃的原因寫在一副表狀里，掛在兇器斧頭上。

二人被官府捉獲后，此案轟動洛陽。都城士女紛紛同情張琇兄弟，認為他們為父報仇，堪稱孝烈。

為平息輿論喧嘩，朝廷下文以告天下：“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經久適用，出發點是救濟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殺。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誰都不愿讓人說自己不孝，輾轉相繼，相互仇殺就會沒完沒了。”

后來，張琇兄弟被依律處死后，時人集資葬其于北邙山。又恐楊汪家人報復來發掘，就作了數處疑冢，讓旁人無法找到其墳墓。此件復仇事件就此打住，涉事的兩家人定紛止爭。

這只是關于復仇和反復仇的著名歷史案例之一。這個案例中，情、理、法的沖突和互動，都值得深思。

復仇主義之所以如此廣泛、持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礎和復雜的社會淵源。不過，即使復仇主義在民間仍然有土壤，對于復仇行為不乏同情者，但是，隨著文化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將私人復仇權利讓渡于公共司法懲戒，是社會早已達成的共識。

再回到張扣扣一案。張扣扣殺人后，許多人基于之前張母被王家人所殺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傳言，褒揚其為孝烈、英雄，但是，到目前為止，根據公開報道來看，這些傳言仍然只是一種猜測。因此，對于張扣扣一案的評價，首先還是要基于司法認定的事實，除非有過硬的新的證據出現。

在古代社會，考慮到當時的宗法傳統及國家司法能力的羸弱，允許私人復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現代社會，私力救濟只能是法律力有不逮前提下的一種不得已之舉。對于張扣扣殺人案，如果在沒有充分事實根據下，就將自然犯的個案想象為對司法不公的反彈和震懾，可能會把大眾帶入復仇主義的狂熱和道德主義的激憤，這可能既帶不來真正的公正和祥和，還會消解公眾艱難建立起來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摧毀法律契約和社會進步的共識。

贊揚血親復仇，宣揚暴力行為，是一種理性的迷失和人心的迷思，這是張扣扣案應該帶來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