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錢袋子鼓不鼓，既要看收入漲不漲，也要看教育、醫療、養老等負擔重不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指明了收入分配調節的方向。春節期間，我們采訪了不同收入群體的幾位勞動者，探討如何把收入“蛋糕”切得更好、更合理。

增加優質公共服務

給中等收入者減壓

【心聲】“如果賣掉現在的住房換成學區房，剛夠首付，不僅每月還貸壓力增加，居住面積也小了，父母來了都住不開。希望政府盡快提升小區學區的教育水平，讓女兒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優質教育。”

——遼寧沈陽市沈河區某保險公司員工  梁  京  

今年，是梁京大學畢業在遼寧沈陽扎根的第10年，她就職于沈陽市沈河區某保險公司，每月工資從最初的2000元漲到6000元，丈夫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每月工資也有5000多元。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梁京是“月光族”，這個月辦張健身卡，下個月辦張美容卡，支出完全沒有計劃。現在賺得多了，反而不大手大腳花錢了。“前幾年，我爸腦溢血，住院加上后期復健花了幾萬元。我老家在小城市，醫療條件不好，把他接到沈陽來看病，但醫保異地報銷要先墊付，那時候我就感覺到手頭有存款多么重要。”梁京說。

“這些年，收入增加了不少，但上有老下有小，錢還是攢起來踏實。”梁京說，“我爸大病一場，讓我有了危機意識。父母年紀大了，養老金只夠生活費，得給他們準備應急的錢。女兒現在上幼兒園，各種各樣的興趣班、學前班少不了，每年開支也不是小數。雖然我倆的收入在沈陽不算低，卻還是有不夠花的感覺。”現在，梁京一家居住的小區，生活還算方便，但眼看女兒要上小學，梁京有些著急：“我們小區對口的是一所普通小學，連區重點都不是。要想讓女兒上重點小學，得買學區房，這樣一來，壓力就大了。”

“咱家這學區房還買不買？”梁京和丈夫商量，遲遲拿不定主意，“如果賣掉現在的住房換成學區房，剛夠首付，不僅每月還貸壓力增加，居住面積也小了，父母來了都住不開。”

在城市，像梁京這樣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壓力也不小，一方面他們有一定收入，享受不到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他們要贍養老人、撫養孩子，在高昂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面前，日子過得并不輕松。

“看未來，增加收入不容易。”梁京說，比自己早上班10多年的老員工，月薪也不過比自己高一兩千元，也就是說，很難指望通過積累工作時間實現收入水平的大幅躍升。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建議：“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應該改變傳統的分配模式，從強調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資本、土地等物質要素的作用，轉到更加重視勞動力、創造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等要素創造的價值，并在收入分配中給予傾斜。”

目前，梁京最盼望政府能盡快提升小區學區的教育水平，讓女兒在家門口就能接受優質教育。“從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來講，滿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進入小康還會有更高需求，對生活的安定性、舒適性、愉悅性要求更高。這既要增加個人收入，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比如更公平的教育、更優質的醫療，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事要做。”趙錫軍說。

調節手段更有效

各類收入更透明

【心聲】“其實真正有錢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資，而是靠資本賺錢，他們有的房產多，有的通過企業收支合理規避個人所得稅，還有一些隱性收入根本不納稅，我覺得這些收入更需要稅收調節。”

——北京某民營企業職員  趙彬彬  

“我的年終獎交了1萬多元的稅，真心疼。”北京某民營企業職員趙彬彬說，“我每月工資7000元左右，在北京真不夠花，盡管年終獎有6萬元，但一交個稅，也剩不下多少了。我想不通的是，為什么公司老板明明比我有錢，繳納個稅卻和我差不多？”

我國目前實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是2011年通過的，工資、薪金所得適用7級超額累進稅率，起征點為每月3500元，最高檔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的部分稅率為45%，收入調節的力度并不小。但趙彬彬有些不平：“我們老板給自己開的工資并不高，年終獎更是象征性的只有1元錢，根本交不了多少個人所得稅。”

“其實真正有錢的高收入人群很少靠固定薪資賺錢，而是靠資本賺錢，他們有的房產多，有的通過企業收支合理規避個人所得稅，還有一些隱性收入根本不納稅，我覺得這些收入更需要稅收調節。”趙彬彬說。

“目前，大部分的居民合法收入都會納入納稅征管體系，除非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我國公民在境外取得的一些收入，目前稅收征管還沒有完全覆蓋。”趙錫軍建議，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把沒納入的都納入進來，對于惡意逃稅、偷稅漏稅要堅決查處。同時，提高納稅人自己納稅的積極性、主動性，一方面要提升其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也要提供與其納稅貢獻相匹配的公共服務。

趙彬彬覺得，個人所得稅將起征點定為3500元，起點有些低，因為經過幾年的發展，現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個稅調節，不能只盯著工資，更應盯緊資本、資產等財產性收入。”

在稅收調節之外，還應破除行業壟斷，從源頭遏制壟斷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現象。發改委、央行、統計局等部門調查發現，中國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目前，國企高管薪酬改革新方案，即所謂的國企“限薪令”已經執行了幾年。

“未來，應繼續破除行業壟斷，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說。

完善社會保障網

低收入者更踏實

【心聲】“眼下房租漲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給了房東。要是能給我們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點、遠點都不要緊。”

——重慶籍進城務工人員  馮慧英  

47歲的重慶人馮慧英在北京做家政小時工，每個月能掙4000多元。她說：“只要自己勤快點，多干點就能多賺點，就是租房和看病的開銷太大，賺了錢也剩不下。”

馮慧英在京郊租了一間小平房，今年房東將每月房租從1300元漲到1600元，冬天沒有暖氣，但她也不舍得用電暖寶，“房租漲得太快，一小半的收入都給了房東。要是政府能給我們這些打工者提供廉租宿舍就好了，小點、遠點都不要緊。”

馮慧英還有一項大頭支出是醫藥費。“去年頸椎病和腰椎間盤突出又犯了，拿著我在重慶縣城參加的新農合醫保卡在北京看病，醫院不認。吃藥、針灸都報銷不了，一個月又多花七八百元。”馮慧英在重慶老家咨詢過醫保報銷的政策，被告知要從縣醫院逐級向上轉院才能報銷，“我在北京打工生病了，也不能先坐車回家去轉院呀。相信像我這種情況的人還有很多。”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確能減輕低收入人群負擔，但更讓某些低收入人群頭疼的還是錢袋子太癟。

江蘇淮安市盱眙縣官灘鎮洪湖村農戶陳廣軍2016年的收入只有2萬元，妻子身有殘疾，家里兩個小孩還在讀書，僅靠7畝糧田維持生活，“種糧掙的錢不夠花，我就做點瓦工。雖然老伴看病有新農合，但日子還是緊巴巴的。”陳廣軍說。

如何讓低收入人群的錢袋子更鼓？要“輸血”，更要幫忙“造血”。去年，在村里幫助下，陳廣軍將分散在4個地方的7畝田整合成一塊，村里擔保幫他申請到5萬元小額貸款，另外又新承包水田26畝，實施規模化“蝦稻共生”養殖，生產地理標志產品——“盱眙龍蝦”。僅一年時間，全家收入就漲了好幾倍。

腰包鼓了，陳廣軍高興，但一盤算未來，壓力還不小，“想供兩個孩子上大學，一個孩子最少得花七八萬元。將來孩子也要成家，還得依靠家里支持，否則很難在城里立住腳。”他盼望水田里的小龍蝦長得再快些，趁著這兩年行情好，手里多攢些錢。

“對低收入人群來說，不僅要幫助他們提高勞動能力，獲得更高的收入，還要織好社會保障網，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給予基本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趙錫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