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什么樣的人擔任政府官員，對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西方國家一向標榜其三權分立體制能夠實現權力制衡，從而形成高效廉潔政府。但是，考察許多西方國家國內的政治運行，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以美國為例，從其聯邦政府選人用人方面就可以看出不少亂象和弊端。

分贓模式難以改變

在美國聯邦政府職員中，有通過公務員考試選拔程序得到錄用和提拔的，也有由總統、副總統及其下屬的部門首長提名任命的，后者被稱為政治任命公職人員。美國政治任命公職人員制度與其建國初期形成的政黨分贓制關系密切。政黨分贓制是指新總統有權把政府機構中的職位分配給本黨以及在競選中為自己出過力的人員與親信。1800年，杰斐遜就任總統，大批任用民主共和黨人，以取代聯邦黨人所擔任的職務，開了政黨分贓制之先河。1829年總統杰克遜就職后在聯邦政府實行官職輪換制，使政黨分贓制得以確立。由于這一制度存在很多問題，1883年以后，美國國會通過彭德爾頓法案等多項立法，確立管理聯邦政府官員的競爭考試和功績制、職務常任以及政治中立等原則，政黨分贓制轉變為政治任命公職人員制。

改變后的制度與原來相比最大區別在于，由總統和政黨委任的官員在規模上受到很大限制，對候選人的審核更加嚴格。如今，美國聯邦政府有近4000個政治任命公職人員，其中約1200個高級職位需要得到參議院批準通過。雖然人數不多，但涵蓋了聯邦政府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職位，其中包括白宮顧問、幕僚長、新聞發言人以及各部部長、副部長、各獨立機構負責人、駐外大使等。

從數量上看，政黨分贓模式不那么明顯了。但在這些關鍵政府官員的委任過程中，黨同伐異、裙帶關系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比如，在小布什的兩個任期內，總統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員多達7000人。奧巴馬上臺后這些人幾乎全部離任。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拿出了相當多的政府高官職位實行公開招聘，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但他當時對內閣成員的提名依舊沒有跳出政黨分贓模式的窠臼：國務卿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董事長，白宮“大管家”即白宮辦公廳主任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前董事長，能源部部長是雷神公司的前董事長，財政部部長為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董事長，等等。不難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是特朗普的商業伙伴或盟友。

權錢交易本色顯現

美國政府官員任用難以擺脫政黨分贓模式，主要是因為執政的黨必然要選用自己的人，這是兩黨競爭的結果。新任總統只有通過他所任命的官員有效控制國家行政體系，方能在執政過程中落實本黨意志。封官許愿是兩黨吸引支持力量的重要手段。一些人之所以在競選中盡心盡力，就是希望贏得選舉后自己能在新政府中謀取重要職位。

權錢交易是西方選舉政治的本色，而為富人服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在美國，選舉政治實際上是金錢政治，選舉不僅是候選人政策取向的較量，更是金錢的較量。握有雄厚資金的利益集團、捐款人與政治候選人之間事實上已經形成一種特殊的債權債務關系。前者通過發動競選捐款和其他方式幫助后者競選，后者執政后則須通過政策制定、政府撥款以及封官賞爵等方式予以報償。據公共廉政中心2011年報告，奧巴馬的主要捐助人中，有近200人在政府中獲得了令人眼紅的職位。

美國政府在向全社會公開招聘低級文官時，也宣稱對退伍軍人、婦女、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等群體進行照顧，但那些掌握重要權力的政策制定者或對政府決策有直接影響的官員，其任用權卻始終牢牢掌握在總統及其幕僚手中。國會議員、政府高官都是有錢人的代表，保證了國家權力掌控在商界巨賈、資本大鱷手中。比如，特朗普自稱代表美國中下階層的利益，在競選中也時常抨擊華爾街金融巨頭，但新政府中的兩大重要職務——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均由華爾街大亨擔任。

執政能力受到損害

在這種政黨分贓模式下，高效廉潔的行政體系實際上很難建立起來。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組建政府團隊的權力，同時又賦予參議院同意或否決總統任命的權力。由于總統提名的職位大多至關重要，因此在參議院舉行就職聽證時，總統提名人往往會受到非執政黨議員廣泛而嚴格的詢問。總統提名的一些高官可能被國會再三拖延甚至否決，這客觀上對政府執政能力造成損害。

在黨派陷入否決政治的情況下，候任官員能否得到任用的首要標準不是素質和能力，而是政治立場以及與總統和其他政要之間的關系。而且，政府高官會隨總統變化而無規律變化，無法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每一次選舉后便發生一次人事大變更，高級官員們也無從積累經驗，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工作的嚴肅性與權威性。

這種體制更嚴重的弊端在于滋生腐敗。西方政治學界長期自詡多黨輪流執政可以互相制約，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但從政府官員的委任上可以看出，權錢交易現象相當嚴重，而且被合法化，這種三權分立模式本身并不能消除制度性腐敗。如美國總統對駐外大使的任命一般遵循70∶30的潛規則，即約70%的大使從職業外交官中挑選，另有約30%屬于利益回報性質的政治任命。但自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來，后者的比例已高達57%。

當權者傾向于任用左右逢源、能夠擺平各方關系的密友和親信，而這些人更易出現貪腐問題。比如，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便利用其與小布什總統的親密關系，從所持有的醫藥股份中大量獲益。在政黨分贓模式下，避免資本集團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利益交換，選出高效廉潔的政府，恐怕是一個無解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