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熱議“個稅”話題

個稅起征點到底該不該調？

稅制改革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熱點。今年，有關政協委員提案，希望將個稅免征額從3500元上調至7000元。對于個稅免征額需不需要調整、怎樣調整、調整多少等問題，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聽他們來談一談，個稅免征額可以怎么征？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

現在的個稅起征點設得太低了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曾聯合31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使立法權問題進入大家關注的視野。這條議案被稱為2013年“兩會”上“最有含金量的議案”。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再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她，今年再次帶來了相關財稅方面的問題。3日，趙冬苓接受北青報記者專訪，就個稅、稅收法定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希望起征點定在10000元

北青報：您今年帶來了什么建議？

趙冬苓：我去年建議制訂財政法，今年還是繼續提。上海財經大學劉小兵教授在上海團也提出來了。我任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時，主要的議案就是集中在財稅方面，這屆我的大部分議案應該還是集中在財稅方面。具體來說，一個是希望繼續推進稅收法定。另外在行政收費、政府基金、地方立法方面也會繼續提出建議和議案。主要還是集中在財政和法制兩方面。

北青報：您作為一個編劇，為什么要提這么多關于稅收的建議和議案？

趙冬苓：坦白講，到現在為止，哪怕我已經做了一屆人大代表，還是覺得于我而言稅收是非常枯燥的。但是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來履職、行使的是集體的權利，最終推進國家的進步，我的職責就是提出推進國家民主法治、社會進步的議題。而稅收關系到每一個人，從理論上來說，只要買東西就是納稅人，就交了消費稅。

北青報：您認為實現稅收法定，哪個稅種的難度最大？

趙冬苓：目前來說可能是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企業關注企業稅，個人關注個人所得稅，很多人認為起征點太低了。我了解到，工商聯提出來起征點要到7000元，我自己在征求意見時，很多人希望從10000元起步。但是不管最終定了多少，現在的起征點肯定是太低了。

房地產稅方面也有建議。將來如果要通過的這個稅，我們覺得這是很地方性的法，它征收的目的就是為地方改善民生，為民眾服務。我們希望能給地方一些立法權，但是這個權力不是給地方政府，而是給地方人大，讓地方人大針對當地情況做一些稅收法定方面的立法。

稅收法定提高立法質量是關鍵

北青報：您在2013年“兩會”上曾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被稱為“最有含金量的議案”，提這個議案的契機是什么？

趙冬苓：是機緣巧合，當時也得到了財稅界學者和專家的關注、鼓勵和支持。我在2013年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時，恰好碰到了“國五條”，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二手房交易出現爆棚，一些地方為了減少二手房交稅，出現了夫妻假離婚的事情。于是就請教律師和專家，才了解到我國過去的稅收基本上都是按照國務院暫行條例的方式來收取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上一屆當代表的過程中，我的議案大部分轉化為現實。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還有了時間表，即到2020年落實稅收法定。

北青報：接下來的關鍵點是什么？

趙冬苓：如何提高立法質量。因為當時確立暫行條例時，很多沒有經過廣泛醞釀和討論，顯得比較粗，在執行上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個人所得稅法，很多復雜的問題都不能涵蓋。

對稅收立法進程的評價很積極

北青報：從2013年關注財稅問題到現在，您覺得難嗎？

趙冬苓：不容易。稅收法定本身就是一個限權，是對公權力的限制。我們現在提出稅收法定，就是說收任何稅都要經過人民群眾的同意，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同意。2015年立法法通過時，從二稿、三稿到最后的表決稿，這個過程我都親歷了，確實很不容易。我從中也看到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設置的實際價值所在。

總之，我對現在稅收立法進程評價還是很積極的。2020年要實現稅收法定，接下來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每一部法律怎么樣更科學、更實際、更能促進社會發展，還需要得到更多專家、學者們的論證。

北青報：您對您上一屆的履職情況，會打多少分？

趙冬苓：頂多打60分吧。作為一個人大代表，我起碼是在任期內把一個事關國計民生、民主法治的議題提出來了，在立法法中最終也體現出來了，還是有成就感的。但是你要說做得多好？我覺得做得不好，中間也有很多的糾結，比較復雜，但還是一路堅持走下來了。哎呀，搞文學的人總是想得比較多一點。

文/本報記者 孟亞旭

攝影/本報記者 王子軒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個稅改革不單是起征點問題

對于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問題，昨晚，長期關注和研究個稅、減稅等問題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也接受了北青報記者專訪。

優化稅收結構比減個稅更重要

北青報：今年“兩會”個稅改革成為一個熱點，許多代表和委員都提出了減稅的議案和提案。您怎么看待這些呼聲？

劉尚希：減個稅需要綜合平衡，在減費降稅的同時要考慮政府哪些支出可以壓減，不能簡單地擴大政府赤字，否則會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大家談減稅降費和擴大公共服務的時候，是兩種聲音各說各的。談擴大公共服務，就只談擴大公共服務的投入，談減稅降費的就單說減稅降費如何重要，若兩方面沒有綜合平衡的話，勢必是要擴大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

北青報：我們注意到代表和委員的聲音主要聚焦在個稅的起征點上。比如全國工商聯提案建議個稅起征點由3500元提升至7000元，還有董明珠建議個稅起征點調整至10000元，您如何看待這些聲音？

劉尚希：個人所得稅改革并不僅僅是起征點(免征額)的問題，我們說到個稅的時候一定要綜合考慮各個稅制要素。除了起征點，還包括稅率的檔次、稅收的分類與綜合征收等問題。如果我們將焦點只放在稅收的起征點上，反而會使完善個稅的整體思路被忽略。這將會削弱本來就不強的個稅調節收入的功能。

北青報：那如何去綜合完善稅收的綜合功能？

劉尚希：作為調節收入的稅收，公平至關重要。現在學界提出了一個“優稅”的思路，要優化稅收的結構和規模，優化稅收制度和稅負結構，為企業營造一個更優的公平稅收環境。這比減一點稅收更重要。

北青報：有觀點提到通過調節個稅可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進而促進公平？

劉尚希：稅收調節功能取決于稅收收入規模，只有收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調節功能才會發揮作用。當前有人寄希望于通過調節個人所得稅改善收入差距較大的情況。實際上，我國個稅的比重很低，調節功能很弱小。在這種情況下，指望通過稅收發揮很明顯的調節作用來縮小差距，無異于小馬拉大車，幾乎是不可能促進分配的公平的。

減稅不應該只盯在

一個稅種上

北青報：那您認為有沒有減稅的空間？有多大空間？

劉尚希：減稅是階段性的政策，不可能是長期政策。對此應有清醒的預判。個稅應該從居民生活成本和公平征稅來考慮。中國減稅是有一定空間的，但也是階段性的，而且減稅不應只關注一個稅種，應基于稅收制度中的整體優化上去考慮，不要只盯住某一個稅種來做文章。

北青報：今年“兩會”，一份《關于建立以家庭為單位計征所得稅的提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您怎么看待？

劉尚希：這可能操作難度比較大，征收成本會很高，是不是會更公平，很難說，弄不好適得其反。

這涉及家庭如何定義？以家庭為單位征收需要清楚了解家庭的資產狀況、家庭成員狀況等，如此實施所面臨的首要難點就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比對上。如果這些信息不清楚，就以家庭為單位征稅，勢必會帶來更大的不公平。比如，在收集信息的過程中，如果只把收入情況摸清楚，而不清楚掌握家庭金融性資產的情況，就可能會出現沒工作收入的千萬富翁領低保的情況，即按勞動收入看是貧困戶，但按資產狀況看就是富豪。更何況還有一個稅收征管的法治環境問題，超出征管能力的稅收制度最終都會變形走樣。

企業稅負并未增加

而是下降了

北青報：近年來，企業稅負重等話題廣受關注。去年，您曾經帶隊赴各地調研企業稅負的問題。您如何看待企業的稅負問題？

劉尚希：2017年3至5月份，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組赴東北、東部、中部、西部等地調研，了解稅負情況和降成本工作進展。我們的團隊獲得了分布于十多個行業的1.4萬家企業統計的樣本數據，企業共填報企業納稅總額3600億元左右，占全國企業納稅總額比重約3%。這些樣本有相當的代表性，結果發現近六成樣本企業每100元的收入納稅低于5元。2014年至2016年的企業稅負并沒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這些信息都是企業自愿提供的。

北青報：為何還有很多關于企業稅負重的聲音？

劉尚希：一些企業可能說的是高成本的問題。降成本是整體性問題，高成本顯然不是稅收導致的。產能過剩、杠桿率高、庫存多、環境赤字、老齡化、研發投入不足等都是導致企業成本快速上升的因素。僅靠減稅降費的單一舉措顯然不夠，需要全方位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和社會領域的改革。

文/本報記者 朱開云

全國人大代表、稅制改革專家劉小兵

要公平重要的不是提高起征點

昨天，在代表駐地，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劉小兵接受北青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稅制如何改革，關鍵要看方向和目標是什么。

免征額調不調要看目標是什么

北青報：作為財稅方面的專家，在你看來稅制改革的關鍵點是什么？

劉小兵：我一直關注稅制改革。稅制改革的關鍵點在于你的方向和目標是什么。稅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政府治理國家籌集資金。不管如何改革、征什么稅，首要的目標是為國家籌集資金，滿足政府的運轉需要。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談一些其他目標，比如調控、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引導資源配置、解決經濟波動等。

因此，在稅制改革之前要弄清楚：第一，政府在資金方面有沒有問題。政府缺錢花嗎？如果不缺錢花，那么改革的目標將傾向于其他方向，如矯正市場缺陷、引導資源配置等。如果政府缺錢花，那稅制改革的目標將會集中在籌集資金方面。

北青報：今年全國工商聯將向全國政協提出關于稅制改革的提案，建議個稅起征點從目前的3500元提升至7000元。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劉小兵：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目前規定是3500元，嚴格來說這叫作免征額，工資超出3500元的部分才需要納稅。建議將3500元的免征額上調到7000元意味著他們可能認為，稅制改革的目標，要更多地關注公平，盡量縮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北青報：如果從縮小收入水平、關注公平的角度來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上調能否達到預期效果？

劉小兵：個人所得稅目前在整個稅收系統中占比不到7%。因此，免征額度的調整，更多的是影響中產階層或工薪階層，但目前我國中產階層人口相對較少。所以，如果從公平的角度來說，更重要的不是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而是應降低增值稅稅率。

低收入者降稅負要盯牢間接稅

北青報：為什么說目前的稅收制度，還遠不能達到公平的目標？

劉小兵：據我了解，目前的政府稅收有將近70%不是通過直接稅的方式，而是通過間接稅的方式取得的。間接稅是指納稅義務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納稅義務人能夠用提高價格或提高收費標準等方法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別人的稅種。“就是我交了之后，可以轉嫁給其他人”。比如說，增值稅就是典型的間接稅。企業交完了增值稅之后，通過價格，再向消費者收回來。

北青報：這種比例意味著什么？

劉小兵：當一個國家的稅收，70%以上是靠間接稅收回來的，這意味著，70%的稅收隱含在商品的價格里面，是含在消費者消費支出的金額里面。有這樣一個規律：收入越高的人，消費支出占其收入比重越低。相應地，他承擔的間接稅，占他的收入比重越低。這意味著，高收入人群，在國家70%的稅收中貢獻得越小；低收入人群，在這部分稅收中貢獻得越大。

當然，有人會說，這只是貢獻比重，從絕對金額來說，高收入者貢獻的一筆金額，可能相當于好幾個低收入者貢獻的。但是，從我國目前的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結構來看，社會上低收入人群的基數更大，加總之后，絕對金額的貢獻遠超過高收入人群。所以說，這70%的間接稅，更多的是面向低收入人群收取的，而不是向高收入人群。

北青報：如何有效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稅收負擔？

劉小兵：想要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稅收負擔，不應該緊盯著個人所得稅，而是要盯牢間接稅，其中又以增值稅最大。“營改增”之后，增值稅要占到整個間接稅的一半以上。所以，如果能把增值稅的稅率降下來，意味著所有的商品勞務的價格都能降下來，那么，低收入人群也會因此得益。

開征房產稅最佳條件

目前尚不具備

北青報：關于“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的呼聲一直很高。對于政府財政來說，房產稅落地的意義在哪里？

劉小兵：稅收首先帶來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開征房產稅的問題，社會上呼聲的確很高，有人認為此舉可以合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正確引導住房消費，有效配置房地產資源等。

首先，開征房產稅，是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稅收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要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房產稅是直接稅。稅制改革有一個前提，是要穩定稅負。如果不降低間接稅，就要提高直接稅，整體上來說，稅負是在增加的，而不是穩定的。所以，如果不降低間接稅，我對開征房產稅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這破壞了稅負的平穩。

目前來看，環保稅今年開征。它屬于間接稅。所以環保稅的開征，帶來的是間接稅的比重一定程度上加大，也會擠壓直接稅的比重。因此，我認為房產稅的開征，目前來說還不具備最佳條件。

文并攝/本報記者 張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