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對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勵的方式。那么，教育可以沒有懲戒手段嗎？單憑鼓勵就可以完成教育了嗎？這是值得思考的教育話題。

“家長往往希望學校能夠欣賞他的小孩，但另一方面，合理教育懲戒是必要的。”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會副主委、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兼基礎教育集團主任戴立益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教育是有大愛的，愛不等于放縱，它包含了嚴格，讓學生知榮恥，明事理。合理懲戒是必要的教育手段，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有效教育方式。小樹不修何以成材？合理懲戒就是起到修剪的作用。”他闡釋說。

2016年教育部、公安部、最高法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國家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教育懲戒”的概念。

針對教育懲戒話題，在剛剛結束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民進中央提交了關于建立教育懲戒制度的提案。

“不要管、不敢管的話，以后怎么創新創業”

民進中央認為，不僅僅是針對《意見》中提出的“實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學生”應實施懲戒，更應順勢在法律層面明確教育懲戒權利，作出具有可操作性制度設計，發揮教育懲戒的矯治和威懾作用。

“我做過十年教務處主任，兼過三年中學校長，了解到教師們、校長們的呼聲。他們說，如果有一個有法可依的合理懲戒機制的話，原來我們不愿管、不敢管的，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嚴格地管理。民進中央幫我們呼吁建立教育懲戒制度，我們非常高興和贊同。”戴立益說。

民進中央認為，教育懲戒能夠促使處于身心發展中的學生提升辨認和控制行為的能力，認識公共生活準則和社會規范；對行為失范學生進行合理懲戒，有利于維護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維護公共準則的嚴肅性，保護學生群體和每一個人的正當權益。同時，合理懲戒也是維護教師職業尊嚴和地位的手段，能夠促使學校、教師依法依規積極履行教育職責，避免一味寬容、不聞不問、放任自流等瀆職行為。

“我導師是中科院院士。我讀博士期間，有一次做錯事。先生知道后，沉默了好久，然后對我笑笑。就這一笑，將近20年了，仍然讓我印象很深刻。我對導師怕的多，但我非常敬重他。這種沉默及微笑實際包含了對我委婉的批評、希望和鞭策。”戴立益以自身經歷說明教育懲戒的意義。

他對盲目的贊揚式教育表示擔憂，“不要管、不敢管的話，學生生活在一片贊揚聲中，以后怎么創新創業？創新創業就是要敢冒風險，接受挑戰，能夠接受挫折，并在挫折中糾錯。”

“對教育懲戒，立法上要保證”

民進中央調研發現，《教育法》現行規定，為國家制定教育懲戒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我國在1990年就已頒布實施《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并做了兩次修訂，其中明確了高校處分學生的形式，促進了高校學生管理的法治化。但至今未有中小學生管理的相關規定。

民進中央建議對《教育法》中的“處分”進行立法解釋，系統建立教育懲戒制度。提案認為可以依照《教育法》對學校管理以及處分的授權，制定“中小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并在其中對教育懲戒進行系統設計，也可依照《教育法》對學校處分權的規定，制定專門的“中小學校教育懲戒規定”。

“對教育懲戒，立法上要保證，法律上有依據。否則會出現教師不敢管，學校不愿管的情況。”戴立益表示。

除此，民進中央還發現，現行有關法律規定沒有對體罰和變相體罰進行界定。對此，民進中央認為，這一現象將導致一些問題。一方面，教育中的合理懲戒可能被學生、家長、社會，甚至教育行政部門視為“變相體罰”，教師正當的教育管理行為時時面臨被指控為違法的風險；另一方面，學校、教師在實施懲戒時缺乏明確的指引和行為約束，容易在體罰與合理懲戒間產生混淆。

“沒有明確的授權和清晰的界定以及制度規范，學校、教師就不能依法依規實施對學生的管理和懲戒行為。”民進中央強調。

為此，民進中央建議在立法例上將懲戒與體罰作出明確區分，即：系統建立教育懲戒制度，繼續禁止體罰。“合理的教育懲戒并不等同于體罰，與《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等規定的禁止體罰并不沖突和矛盾。”

合理懲戒要尊重學生的人格和尊嚴

如何保證教育懲戒的科學實施，取得有益的效果，而不變相為“體罰”？

對此，民進中央建議對教育懲戒的實體和程序進行系統的規定。明確懲戒權是學校的權力，亦是教師職業性權力。懲戒權應是國家授予或委托學校實施的，是學校或教師必須履行的職責，不能隨意放棄。

“合理懲戒應當遵循幾個特點：目的上的正當性，應是出于對學生的愛護；手段與方法上的適宜性和輕微性，尊重學生的人格和尊嚴，不得逾越合理和必要的范圍；有效的，如果沒有效果寧肯不要實施。”戴立益的觀點與民進中央建議一致。

“有些懲戒是教師權限，有些是教師經學校同意以后才可以實施的。懲戒的形式和程度要列舉，懲戒前要向學生告知。懲戒的具體方式在不同年齡段、不同場合也有所不同。”他說。

就教育懲戒的實施，民進中央強調，要明確懲戒權行使的主體和原則，明確實施懲戒的范圍、形式、程序、監督機制。（記者 萬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