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餐員、網約車司機、網約廚師、保潔工、保健師……“網約工”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就業形態。幾天前，有媒體的一篇調查顯示，這些群體一直處于勞動權益保障的灰色地帶。

他們的權益缺失主要包括：沒有社會保險、不簽勞動合同，因此遇到事故常會遭平臺“甩鍋”，醫藥費或修車費需要個人買單，對顧客投訴產生的罰款沒有博弈和解釋空間……這構成了一種吊詭的現象：不斷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送餐員、網約車司機每天在社會上刷著“存在感”，卻在權益保護上成了“隱形人”。

隨便在招聘平臺上看看急招“送餐員”的帖子就能發現，這些招聘都充滿了一種打雞血似的收入描述，讀了可以腦補出深夜銷售節目主持人聲嘶力竭叫賣的樣子，比如“打打醬油2500~3000元，跺跺小腳3000~4000元，張牙舞爪5000~7000以上，忘我不要命的，老板的位子讓給你”；“正常干6000~8000元/月，努力干7000~9000元/月，使勁干8000~10000元/月，拼命干10000元/月以上（不封頂），年輕人嘛，連一個嘗試的機會都不給自己，何提奮斗一說？”但大段的收入描述之后，并沒有“上保險”的字樣。有的網絡平臺雖然在招聘中提到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實際操作中卻以意外傷害險來代替社保，讓“網約工”群體的權益保障在事實上被懸空了。

“網約工”行業已經吸納了龐大的就業者群體，在城市分工中形成了新的社群，或者說形成了從原有框架中溢出的“新工人階層”。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農民工群體開始形成規模，與這個社群相關的勞動保障、公共服務、子女教育問題一直延伸到現在，仍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難點。直至今天，農民工討薪的新聞還會在每年春節前刷屏。面對剛剛興起并將持續擴大的“網約工”群體，與其匹配的社會保障政策應盡快出臺、精準施策，吸取此前在農民工權益保障上前瞻性不足的教訓。

不僅如此，因為“互聯網+”行業的特點，“網約工”的權益保障不僅關乎這個群體本身，而且也與大眾的權益粘連在一起。一方面，網約車和網絡送餐已經在城市居民中普及，從業者的權益保障狀態直接決定大眾是否能獲得穩定的服務預期。另一方面，“網約工”受到不公待遇，如超高勞動強度、超長勞動時間，最終產生的各種成本可能會由大眾代償。比如，外賣平臺無一不力促送餐員在單位時間內盡量密集地完成送餐任務，在大城市的三餐時段，幾乎隨時可見送餐員闖搶紅燈、超速騎行或駕駛、毫無征兆地突然轉彎等危險場景，因送餐員違反交通法規而造成的事故幾乎可以說無日不有。可以說，這些高強度的勞動成本最終還是轉嫁給了不確定的大眾（事故受傷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提交提案，建議加大“網約工”勞動保障力度，立足新型業態、制定專項法規，而不是用傳統勞動、勞務關系來簡單“套”這個新的就業形態。必須認識到，改變“網約工”權益隱形人的狀態已是大勢所趨，我們期待公共政策高效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