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某路口，一個巨幅顯示屏格外引人注目：它播放的不是廣告或影片，而是路口闖紅燈行人的照片。這是深圳從2012年開始探索的一套現場執法與科技應用相結合的常態長效治理機制，意在加強行人與非機動車闖紅燈的治理，“現在有了抓拍設備，闖紅燈就讓你‘露臉’，誰都要面子，闖紅燈的人自然就少了”。

“湊夠一撥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這種過馬路的方式是典型的交通不文明行為，危害嚴重。許多人知其不可而仍然為之，大概與“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有關，也說明對闖紅燈缺乏可操作的制度約束。《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可以對行人作處罰，但只有很少城市出臺了具體的處罰標準，同時由于界定難、執行難，被罰款的案例少之又少。這就導致各地交警部門在治理此類痼疾時，更傾向于另尋他法，如蘇州試點地面式人行信號燈，起到“刺眼”的提醒作用；南京試點聲音警示設備，在路邊設置喇叭發出剎車聲，等等。但總體來說，各地使用最普遍的方式還是“大屏幕曝光”，不獨深圳，重慶、濟南、宿遷等地都已試水。實踐證明，這一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深圳就依靠該模式將某路口闖紅燈每小時約150宗下降到了8宗。

大屏幕曝光成效顯著，但也受到了一些質疑，代表性觀點認為，將公布照片和身份證號碼作為一種懲罰，很容易帶來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吹贸?，大家的隱私意識都在增強，這是件好事，但是話說回來，大凡那些采用“曝光式治理”的地方，一般都默認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方式，如果隱私的讓渡能換來安全與效率的提升，這一模式就是成立的，是有價值的。這在較為尊重隱私權的歐洲國家也不例外，例如巴黎就用廣告牌模擬剎車聲，然后拍下闖紅燈路人的“表情包”，放在屏幕上演示，也未見得有隱私權的爭議。況且，交警部門在相關執法行為中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發布的照片一般都會對行人姓名及身份證號碼進行技術處理。

在很多同類領域，“曝光式治理”也是一種具有創新價值的做法。典型者即是最高法曾經牽頭制作“全國裁判文書網”，將幾乎所有的裁判文書數字化，可公開檢索與查閱；還搞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將老賴的信息公之于眾，并限制老賴高消費、乘坐高鐵與出境。去年，江蘇甚至將4名強奸性侵罪犯的個人信息通過司法機關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與微博等渠道向社會進行公開，內容包括罪犯的姓名、身份證號、照片、年齡、性別與案由等事項。在這些事件中當然“暴露”了個人隱私，但是為著公共利益著想，“曝光式治理”仍然是一種妥善的方式。它的內在邏輯是，世上所有的尊重、信任與機會都是掙得的，不是應得的，一個人不可能既想搭公共利益的便車，又想要絕對的個人隱私權，這是不成立的，也是不現實的。

日前，公安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機動車不禮讓斑馬線治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在全國開展行人、非機動車闖紅燈等違法行為治理，其中特別提出堅持現場執法與科技應用相結合。個人認為，“曝光式治理”就是一種值得推廣的“硬思路”，可以達至立竿見影的效果。長期來看，還要將闖紅燈行為和個人信用掛鉤，在分期付款、貸款利率上作文章等?？傊?，只有軟硬兩手抓，才能標本兼治，強力改變行人的交通習慣，建設好守法文明、安全有序的交通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