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民進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漢達、周建人、馬敘倫、許廣平、王紹鏊；后排左起：梅達君、雷潔瓊、徐伯昕、嚴景耀（候補代表）。

1948年中共發表《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團體領導人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積極響應。

同時，民進在香港還單獨發表宣言，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1948年5月中旬，馬敘倫撰文《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將新政協與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作了比較，指出兩者有質的不同。

1948年8月起，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鄭振鐸、徐伯昕、柯靈等民進人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陸續北上，進入解放區，參與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聯名致電中共中央，積極響應“五一口號”

1948年4月30日，香港，中國民主促進會領導人馬敘倫，全神貫注地收聽廣播。收音機里傳來的，是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與此同時，上海，民進創始人之一雷潔瓊和其他幾位愛國民主人士也趴在收音機旁，邊聽邊記。當聽到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時，大家非常高興。

“五一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黨派和所有愛國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張，立即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擁護。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以及有關團體的領導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盛贊“五一口號”，并聯合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和全國同胞，公開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

遠離中共中央所在地，沒有傳達和宣講，媒體資源稀缺，但民進人對“五一口號”的精神卻領會得十分準確。“五一口號”一發表，民進就立即表示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團體領導人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稱贊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產黨一起“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同日他們還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并轉全國同胞，指出共產黨的“五一口號”“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呼吁全國人民響應這一號召，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派，實現民主。

“以十分的興奮心，同意其號召”

據《民進會史資料選輯第四輯》記載，民進在與其他黨派聯名公開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同時，還在香港單獨發表了《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宣言》（下稱《宣言》）。指出：“五一口號”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

這一《宣言》，是民進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它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這是民進在中國“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斗爭實踐中，作出的唯一正確的歷史選擇，它標志了民進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個質的變化。《宣言》指出：

正在中國反動的“國大”活劇演完之后，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口號廿三條，把實現中國新民主國家的具體任務，完全無缺地呈現在中國人民面前。“五一”（口號）廿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就是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以奠定我們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

本會對于中共的“五一”口號，以十分的興奮心，同意其號召，并望中國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起而響應，一致奮斗！

《宣言》還對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將召開的新政協，是完全由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臨時代表商討國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封建主義反動派，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者，不會再讓其幽靈復活，混進革命的陣營，更沒有美帝國主義者陰謀魔手鬼祟出沒的余地。因此，新政協必須產生各階級各黨派的政綱，以為互相尊重的契約，以為實現獨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先決步驟。”“新政協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須有神圣的約束，必須有誠心誠意給中國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務精神。”

《宣言》最后表示：“本會誓為實現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馬敘倫：中共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

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馬敘倫在《群眾》雜志發表文章《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公開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他高度稱贊中國共產黨為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制定了“先要生產”的政策；盛情稱頌共產黨的“土地法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但仍給地主有同樣的一份”，這就是“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關于“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歸國家所有，但同時并不主張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也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經濟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換句話說他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這符合“節制資本”的政策。因此，共產黨的“農工兩大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也是“救國的經濟政策”。馬敘倫稱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法和“五一口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是“勝利的檄文”：

時局發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國人（包括反動派）都曉得獨裁政權雖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換湯不換藥的把戲，雖能有美帝不斷地援助，都是“無濟于事”，注定了他的末日快到了，換句話說，人民的勝利已經決定了。任何人對這，已經不是感覺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說全國一致在企望著賣國殃民的反動的獨裁政權早一日消滅，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在企望著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給一個鼓勵和安慰的啟示。現在是得到了。

馬敘倫認為“五一口號”更重要的啟示，還在第五項：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一面對遵從美帝的命令，正披民主外衣、想騙取更合法的國際地位的反動的獨裁政權下了另一個方式的討伐令，意思是說你這種欺騙不了人民的偽裝民主，只是小燈里的一點殘火，告訴你吧，太陽就要出來了；一面對人民大眾是象這樣地說，我們的全面勝利快到面前了，我們該準備我們的新中國和世界見面了；另一面又告訴了美帝和世界：美帝制造成的偽裝民主中國，不但是扶助了一個阿斗，也是象在熱帶地上裝了一座冰山，一下子就變化了。所以，這次口號，實際上是對世界宣布了新中國將出現的姿態。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

1948年6月26日，民進在港理事根據各黨派星期座談會的要求，討論了新政協的召開時間、地點及召集人、代表資格等問題。馬敘倫等提出新政協的召開地點應在解放區，以關內有安全保障處為適宜；關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認為“當然由中共擔任”，同時提出“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于代表資格，主張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度和貢獻為原則。這些主張，在各黨派星期座談會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并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

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團體對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施政綱要進行了認真、充分的協商和討論。

7月17日，民進在港理事召開會議，討論新政協施政綱要。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文件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文件首先指出，民進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1.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2.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3.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臨時性的)。”

根據第一項要求，民進提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應該采取一致行動，訂立反對中途妥協以及在各自的斗爭中盡可能靈活運用民主政略，配合軍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務的行動公約。

根據第二項任務的要求，民進提出了對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這項綱領分總則、人民權力、政治、軍事、財政及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社會等九部分。

在總則中，提出民主聯合政府總的政治指標是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政權，肅清封建殘余，抵抗帝國主義奴役，鏟除官僚資本，促進人民革命之徹底成功與各階級聯合政權之完滿實現；聯合政府的名稱擬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其政權形式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階級共同執政之民主聯合政權。總則明確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產階級及其黨之領導。”

在其他各章中，民進提出，人民應該享有身體、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請愿、示威等自由，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各級政治組織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的產生采用普遍平等的選舉制；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又是國家的武裝，民主聯合政府應以人民解放軍為基礎組織軍隊；金融機構應實行國家管理，經濟建設以增加生產、滿足人民需要為原則；在農村，土地改革以鏟除封建殘余為目的外，還應積極發展合作經營以期實現農業機械化、集體化，準備社會主義農業之基礎；工業政策以促進生產現代化、高度機械化為目的，主張國營、合作經營、民營并力邁進；各國家、民族之間關系應以平等、自由、和平相處為原則，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切軍事擴張、經濟侵略、政治干涉政策；對于美帝國主義自中國內戰以來與反動政府所訂之一切條約及借款概不承認；國家應本為人民服務之原則，實施各種適合社會需要之社會政策；體力勞動、腦力勞動應得到國家平等待遇；徹底消滅封建傳統，建立新的道德標準，等等。

1949年1月22日，民進發表《為爭取永久和平宣言》，宣布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

前往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

為了更好地開展新政協的各項籌建工作，爭取及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幫助安排下，在國統區和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層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陸續進入解放區。8月，周建人由上海進入華北解放區；10月，王紹鏊由香港抵達東北解放區；12月，馬敘倫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許廣平等一起轉抵東北解放區，民進開始了以解放區為根據地的活動階段。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邀請已在平山縣李家莊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討，提出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10月21日，王紹鏊代表民進出席了由高崗、李富春召集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第一次座談會。23日，王紹鏊出席第二次座談會，就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組成單位進行協商討論。討論中王紹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單位的意見。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復，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作為新政協的籌備單位。

1949年1日中旬，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受在哈爾濱的馬敘倫的委請，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關民主黨派的會議。他們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的親切接見。對于這次接見，雷潔瓊在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表5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回憶說：

我們到達的當天傍晚,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邀我們共進晚餐。

毛澤東同志談笑風生,氣氛十分活躍、愉快,我們初次見到中共領導同志的拘謹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晚餐后,我們隨毛主席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圍坐在他的書桌旁,親切地交談至凌晨二時。

毛主席講到如何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對民主黨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他說，革命勝利后，就要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民主黨派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和中國共產黨采取一致的步調，真誠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對派”和“走中間路線”。

毛主席的話使我受到極大的啟發和深刻的教育,認清了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更堅定了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決心。在50年來的民主黨派工作中，我始終銘記這番話，實踐著這番話。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陽迎接民主人士入關。行前，周恩來特親筆給馬敘倫、許廣平寫了信，委請林帶交馬、許。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兩先生：

得電逾月，尚未作復，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則無時或已。茲乘林伯渠同志出關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來

2月14日

2月下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領導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會北平。26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舉行歡迎民主人士大會。馬敘倫以民進常務理事身份在歡迎會上講話。他代表全體民進會員向中國共產黨主席、中國革命的偉大領導者毛澤東主席致敬，同時表示：

一、 中共領導了各個民主階層廣大的人民群眾，并經過他們自身的覺悟，已經團結起來向國民黨反動政府去進行共同的斗爭，所以必然會得到完全的勝利；

二、 我們到了解放區以后，更相信革命必然成功和革命進展這樣迅速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時時只有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要好好學習他們的精神；

三、 革命要徹底，解放全中國人民，而且還要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3月14日，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周建人、雷潔瓊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座談會，座談北平解放后大學的教育管理問題。25日，馬敘倫、周建人等與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機場歡迎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從西柏坡進住北平。

4月3日，毛澤東主席會見各民主黨派領袖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譚平山、彭澤民、蔡廷楷、陳其尤等，對國共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情況及今后的方針進行交談。

“用最大的努力，從事于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共同建立光輝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9月21日馬敘倫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發言，反映的是民進人的信念和期待。

新中國成立后，民進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為綱領，制定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憲法為準則，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民進中央帶領全會加強政治學習，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在恢復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繼續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

（本文作者為民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