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單位為何對生育權視而不見

【“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系列報道之二】

學校要求女教職工“有序”生育，并對可生二胎的教師限定名額，指定時間懷不上，名額將被取消；公司不按實際工資基數繳納生育保險費用，導致女職工拿到的生育津貼大為減少。日前，全國婦聯在京發布第二屆“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其中，河南省某高中女教師“排隊生育”事件和李某某生育津貼糾紛案“榜上有名”。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來，用人單位限制或侵害女性生育權益的現象較為突出，上述兩個案例頗為典型。”中華全國總工會女職工部副部長封蕾指出。

生育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為何屢遭侵犯？相關法律法規對生育權益作了明確規定，一些用人單位為何視而不見？新形勢下，又該如何維護公民的生育權？

工會助力，女教師終于可以自由生育二胎

終于不用“排隊”生二胎了。對于河南省某高中172位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女教師來說，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隨著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為避免女教職工生育出現“產假式缺員”現象，河南某高中2016年年初制定管理意見，要求女教職工有序生育，并要求各學科對可以懷孕二胎的教師限定名額，如果特定時間懷不上，名額將被取消。一些女教師生二胎的時間甚至被排到了2020年之后。

該高中“排隊生育”現象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熱議。河南省總工會迅速召集黨政工相關負責同志參加情況通報會，并派出工作組與學校女教師座談，了解女教師的心聲和意愿。

深入調查后，河南省總工會明確要求：依法維護好教職工的生育權、勞動權和休息休假權，最大限度維護教職工隊伍穩定；嚴格落實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法律法規，任何學校不能以剝奪或限制生育權的非法手段解決教學難題；提升維權意識，堅決杜絕任何與女教職工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相違背的規定和行為的再次出現。

在各級工會的強力推動下，該學校已取消這項規定，育齡女老師可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生育二胎。該高中所在縣教育局采取加大師范院校招錄力度、臨時聘請代課教師替補和返聘退休教師等措施，緩解生育缺員問題，維護正常教學秩序。

“生育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育子女的權利，除法律有規定外，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生育權。”封蕾說。

事件發生后，河南省總工會不僅及時督促相關部門調查和整改，而且，在解決個案的基礎上，省市縣三級工會均出臺文件，規制了侵犯女職工生育權和勞動權的行為，從源頭上有效防范侵權事件的再次發生。

女性生育權益屢遭侵犯的無奈

李女士今年29歲，此前在海南一所專科院校當老師。她告訴記者，在與學校簽訂勞動合同時，學校人事處還讓她們簽了一份協議，承諾入職前兩年不懷孕。“有女教師違反規定生了孩子，在年度考核時就只能評‘合格’，職稱沒法晉升，福利也受到影響。”李女士說。

更令李女士難以接受的是，去年以來，學校規定每位老師每年必須完成規定的課時量。“一些懷孕的女教師為了在懷孕后期少上課，就選擇在懷孕初期多上課，接二連三出現懷孕女教師流產現象。”李女士認為，這與該規定“有一定關系”。她透露，該學校還規定懷孕期間不可以請病假。考慮到自己身體狀況不好，懷孕后坐班、講課、寫論文壓力大，李女士主動提出了辭職。

無獨有偶，在廣東東莞一家私立幼兒園做老師的吳薇最近也面臨同樣的境遇。原來，吳薇在懷孕后經常聽到領導的冷言冷語，還被安排去做不適合孕婦做的工作，出于無奈，她選擇了辭職。“只能等孩子長大點后，再重新出來找工作。”吳薇感嘆。

“一直以來，女性作為生育載體，在懷孕、哺乳、養育子女等方面承擔了大量的家庭責任，導致女性在職場受到歧視問題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對女性就業歧視；用人單位不落實‘四期’保護；女職工勞動合同中加入延緩生育條款；對孕期、哺乳期的女職工擅自轉崗、縮短產假、變相降薪或辭退女職工等。”封蕾說。

女職工生育權益遭侵犯，用人單位怎么說？

“企業也有難處，‘一個蘿卜一個坑’，女職工較多的部門，如果扎堆生孩子、多人休產假，勢必會影響工作。若再招新人，休完產假回來的人又無法安排，‘排隊生育’是規避一些矛盾的現實選擇。”北京某物流科技公司人力資源經理劉先生坦言。

針對用人單位沒有或非足額為女職工繳納生育保險費用的情況，劉先生表示：“這項費用對企業來說，確實是個壓力。”據其估算，一名女職工在生育期間，企業需要承擔的產假工資、哺乳假工資、各項社保費用等大約為4萬元。以擁有1000名員工的企業為例，如果有300名25歲至40歲之間的育齡女職工，每年約有40人休產假，企業每年將多承擔150多萬元的費用。

據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觀察，在女性從業人員較多的行業或部門，如教師、客服、醫護等行業，“排隊生育”等限制女職工生育權的現象較為突出。隨著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一些70后甚至60后搶生二胎，也加劇了“排隊生育”現象。

法律“牙齒”不夠堅硬，企業違法成本低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主任、教授丁娟表示，現在一些用人單位借口單位利益侵犯女性生育權益，輕則是沒有盡到社會責任，重則是違反性別平等的憲法精神，理應被嚴懲。

對于生育權益的保障，婦女權益保障法、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中均有明文規定。用人單位為什么還敢公然違法？法律的“牙齒”不夠硬、企業違法成本低是重要原因。

在李某某生育津貼糾紛案中，李某某是上海某公司白領，每月工資過萬。2016年8月，李某某休完產假回到公司上班后，發現從社保部門領到的生育津貼僅相當于自己一個月的工資，經過詢問得知，公司沒有按實際工資基數繳納生育保險費用。當李某某向公司提出補足差額的請求時被公司直接拒絕，幾經交涉無果，李某某提出了勞動仲裁的申請。

全總女職工部權益二處處長唐曉青指出，在涉及女職工生育權的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對于相關證據的制作和控制占有優勢地位，舉證便利，而職工則處于弱勢地位。“若用人單位發放工資不規范，沒有建立工資臺賬備查制度或刻意采取銀行轉賬與現金支付兩種支付方式，發生爭議時，對勞動者主張的現金支付工資不予確認，就會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唐曉青說。

李某某發現她本人與公司簽訂的幾份勞動合同中，在勞動報酬一項都只標明為2300元/月，并以此為基數繳納其生育保險，盡管李某某實際工資遠高于這個標準。從2014年起，李某某所在公司每月除了勞動合同中約定的2300元是通過銀行轉賬外，其余部分都是現金發放。李某某手里既沒有入賬憑證，也沒有簽收單，想要證明自己生育前的實際工資頗為困難。

在律師的建議下，李某某從以往和公司的郵件、短信、微信、QQ等記錄中找到了不少與工資標準和工資支付有關的內容。這些證據綜合在一起相互印證，工資發放的時間、金額一一對應，成為法院支持李某某訴求的有力支撐。最終，李某某所在公司補給了她近5萬元生育津貼差額。

然而，很多時候，一些女職工生育權益受損后，通常選擇委曲求全。一方面可能是不懂得如何維權，另一方面是因為維權難。“相關法規如果缺乏系統性的配套措施來支撐，有時很難發揮作用。”丁娟指出，如果執法不嚴，不僅婦女發展、社會公正不能實現，還會導致職場女性生育意愿下降，以生育為鏈條的人口再生產活動也將面臨危機。

在一些好的單位，有很多針對孕產期和哺乳期女職工的人性化政策或措施，比如懷孕期間可以拿平均績效、實行彈性工作制、建托兒所等。“用人單位雖然損失了暫時的利益，但收獲的是職工長久的忠誠、智慧與奉獻。”孫曉梅說。

探索生育成本社會共擔路徑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到如今的全面兩孩政策，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狀況、人文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面對老齡化與勞動力不足、性別比失衡、失獨家庭數量增多等問題，鼓勵按政策生育成為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現實選擇。

記者注意到，為更好地維護生育權，2017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函廣東、云南、江西、海南、福建五省，要求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有關“超生即辭退”規定，目前這五省都已對相關規定進行了修改或列入修法計劃。在一些地方實施了幾十年的職工“超生即辭退”的制度即將退出歷史舞臺。

現在國家政策鼓勵生兩個孩子，為什么很多家庭不愿生？丁娟認為，主要原因是基于生育成本的考慮。雖然國家為生育的投入越來越多，但生育的家庭投入包括物質與精力等，依然十分巨大。尤其對于職業女性來說，生育二胎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她們社會角色的扮演。這不僅是個心理問題，更多的還涉及發展機會，而且這個機會還具有不可復得的屬性。

“女性生育權益屢遭侵害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引發的婦女生育意愿弱化現象，更值得全社會關注。”丁娟表示，當前亟須探索一條生育成本社會共擔的可行路徑，以保證人口政策的貫徹落實。

丁娟表示，各級政府部門應當繼續加大對生育的投入，采取鼓勵生育的一攬子計劃，為用人單位和生育家庭解決實際困難。如：完善生育保險制度，為保障女職工平等就業權利奠定基礎；給予用人單位相關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由國家財政承擔一部分生育成本；倡導男女共同承擔家庭照料責任，讓男性承擔更多育兒成本。

“建議給每個出生的孩子發放津貼，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逐漸減少。尤其要為兩孩家庭減負，比如對兩孩家庭給予個人所得稅減免、提供額外醫療保險待遇等。”孫曉梅認為，政府應調節嬰幼兒行業產品、服務的物價，減輕生育家庭負擔。同時，各級政府還應當完善醫療衛生設施，增加產科、兒科床位，增加相關基礎公共服務，設立更多質優價廉的公立托幼機構。

日前，江蘇出臺立法，鼓勵用人單位在女方產假期間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兒假”，引發社會關注和熱議。丁娟指出，“父親育兒假”是一個很好的探索。要為婦女發展和生育營造更好的社會條件，包括社會政策的傾斜。這種傾斜動機是維護平權，結果是縮小發展差距，并不違反男女平等的憲法原則。只有這樣，才能讓婦女享有更多的發展空間、發展自由，包括生育的自由和意愿。

(本報記者 龔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