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貧困縣的一個科級單位，年收文件3831份，下發642份，某貧困村僅有430多戶，原本幾句大白話就能安排妥當的工作，卻不得不花兩天時間來制定修改材料……媒體在基層調研發現，一線干部群眾依然為“文來文往”所苦，對“到處都發文”“永遠在開會”但“無人落實”的現象抱怨甚多。

動輒千八百份的文件里到底有多少干貨，我們不得而知，但學習消化再層層傳達這么多文件，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卻顯而易見。近些年，在整治“四風”的高壓態勢下，有的會議是少了些，報告是短了些，文件是簡了些，但稍一松懈，似乎又有卷土重來之勢，“案牘主義”甚至有變種升級的傾向。上面安排工作，大事小情總愛發個《通知》，大小任務總要來個《意見》；下面推動工作，雖然原樣照搬文件的有所減少，但“變個說法”“造個新詞”將文件“改頭換面”轉發下去的并不鮮見。“文山”沉重，依然是當下基層工作中的突出問題。

制定文件、印發通知、匯報請示，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形成文字材料，同樣是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重要途徑。但文字材料不是為寫而寫，最終目的是要落實工作、解決問題。不妨看看一個60年前的案例：“建議由北京日報立即籌辦一張晚報——北京晚報，以滿足群眾的需要，并占領這個宣傳陣地”，這是北京晚報創刊時的請示報告，對此，市委負責同志批示“送中央”，中央批復“擬同意”，全流程下來不過短短幾十個字，沒有任何穿靴戴帽、拖泥帶水，一張影響北京市民生活至今的報紙由此誕生。

言簡意賅、雷厲風行，是當年工作作風的一個縮影。事實上，開短會、講短話、寫短文歷來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只是不知從何時起，材料開始喧賓奪主。有人談工作，張口閉口都是制定了多少文件、出臺了多少“辦法”，說到成績，第一反應便是精修文件，充實文本。有的干部還理直氣壯：“沒有文件，下面怎么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顯然，這是將臃腫的文件當成了工作本身，又將這樣的工作套路當成了政績本身。

何以形成這樣的錯亂邏輯？其中，固然有某些干部“能力不夠，材料來湊”的投機沖動，但也不能忽視背后的“無可奈何”。正如基層干部坦言，“上級來檢查指導，首先就是要看有沒有發文件。沒發文就是不重視，出了問題，問責會更嚴重?！北仨毘姓J，當下確實存在這樣的傾向：一項工作做沒做，就看有沒有形成文本；工作做得好不好，往往是看材料精不精彩。凡事無論工作性質如何，似乎都一定要落到紙面上，都要用文件來留痕。相當一部分干部是“文山會?！钡氖芎φ?，同時又成了形式主義的制造者?；蛟S，相比“材料注水”“空文套話”，我們更該警惕的是“文山”背后的思維慣性和政績觀導向。

文件重要，但推動工作不能僅靠發文。今天，中國方方面面的建設發展任務越來越復雜，越來越艱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明確：難啃的硬骨頭，不可能靠文件花團錦簇地飛來飛去啃下來，復興大業始于踏實跬步，來不得半點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