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是以頌揚為內容的文章或詩歌，表達作者的祝愿。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收錄詩歌305首，其中“三頌”40篇(《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合稱《詩經》“三頌”)。“三頌”主要是周王和諸侯祭祀時用的舞曲歌辭，其內容多宣揚天命，贊頌祖先的功德。如《周頌》便是頌揚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功業的歌舞曲。其中的《昊天有成命》是強調天命、歌頌周成王的詩歌。而西周晚期周王室的一位姓龔名“頌”的史官，鑄造了一組珍貴禮器，以內容相同的銘文，記錄西周晚期冊命制度最完善的文體，頌揚天子之美意，榮耀先世父母龔叔、龔姒，表達未盡之孝思，祈求家國康樂大福和周宣王萬年長命的頌辭。考古專家以器定名：“頌鼎”“頌簋”“頌壺”為西周“三頌”銅器。

信史如此之巧合，可謂“禮議傳承，文體不同。龔姓始祖，器銘相同。貫通信史，契合昭融。”

傳世的“頌鼎”共3器：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各藏1件。存世數量最多的“頌簋”，器、蓋俱全的有6組，曾分別被劉喜海、劉鶚、吳士芬、端方等人收藏，此外，尚見兩個單獨的簋蓋。其中山東博物館藏的“頌簋”為劉喜海的舊藏;劉鶚、吳士芬舊藏的“頌簋”，現分別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端方的現藏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陳列館;陳介祺還藏有1件頌簋的蓋，后歸上海博物館;日本兵庫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也藏有1蓋。“頌壺”有2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1件，失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1件。“三頌”青銅器早年出土于陜西地區，其出土時間當不晚于嘉慶年間(1796—1820)，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紀年、紀月、紀日，編序號為56的全名器。“三頌”鑄器精美，均為一級國寶，是記錄周代禮制的珍貴禮器。

現在從各大館藏“三頌”鑄器中，分別選取一件介紹如下。

(圖1)西周晚期《頌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所藏《頌鼎》銘文拓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頌鼎”(圖1)，通高25、腹深13、口徑25.7厘米，重4.935千克。體呈半球形，深腹，直口圜底，二立耳，窄折沿，三蹄足，口下飾二道弦紋。全器光亮素雅，大氣莊嚴，器壁鑄銘文(圖2)22行，每行最多11字、最少7字，共計152字。全文如下：

隹(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各大(格太)室，即立(位)。宰引右(佑)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王曰：頌，令女(命汝)官(司)成周貯二十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易女(賜汝)玄衣黹屯(純)、赤巿(韍)、朱黃(衡)、(鑾)旂、攸(鋚)勒，用事。頌(拜稽)首。受令(命)冊，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納覲璋)。頌(敢)對(揚)天子不(丕)顯魯休，用乍(作朕)皇考龏吊(龔叔)、皇母龏始(龔姒)寶(尊)鼎。用追孝，(祈)匃康、屯右(純佑)、彔(通祿)、永令(命)。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冬(靈終)，子子孫孫寶用。

銘文大意：在周宣王(前827—前782)三年(前825)，五月下半月的甲戌(二十七)日，周宣王在周地康王廟里的昭王廟。天剛亮，王到了昭廟大廳里，坐定位置。宰引作為佑者帶領頌進入昭廟大門，站立于庭院中。尹氏將擬就的任命書交到王的手中，王命史官虢生宣讀任命書。王的任命書說：“頌，命你管理有20家胥隸的倉庫，監督管理新建的宮內用品倉庫。賞賜你黑色帶繡邊的官服上衣，配有紅色飾帶的大紅色圍裙，車馬用具的鑾鈴、旗子和馬籠頭。執行任務。”頌拜，叩頭，接受冊命書，佩帶以出，又返回廟中，貢納覲見用璋。頌為答謝和宣揚天子偉大厚重的美意，因而做了祭奠其死去的偉大父親龔叔、母親龔姒的寶鼎。用來追念孝意，祈求得到健康、厚大的佑助、仕宦之途通順、長命。頌萬年老壽，長作天子之臣而得善終。子孫后代寶用此鼎。

“三頌”銘文對西周的冊命典禮記載詳備，可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文獻所敘、《禮記·祭義》所言記載互相印證，是研究西周社會歷史重要的文字資料、了解西周禮儀制度的重要物證。

(圖3)西周晚期頌簋，山東省博物館藏

(圖4)山東省博物館藏頌簋器壁拓本

山東博物館收藏的“頌簋”(圖3)，通高30.1、口徑24.2、寬45厘米，重13.2千克。(蓋通高13.2厘米，腹深6.6厘米，口徑10.4寸)，斂口，鼓腹，圈足下另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蓋，蓋與器母子合口，蓋頂有圈狀捉手;腹部兩側有獸首半環耳并垂珥。頌簋的器口和蓋沿各飾一周獸目交連紋(或稱竊曲紋)，中間像眼，兩側各連接一回勾狀曲線。腹部和蓋面，裝飾著數道平行的凹槽狀紋飾，稱橫條溝紋，因像老式房子上的瓦溝，所以也稱瓦棱紋、瓦紋，這種紋飾，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時期非常盛行。頌簋蓋頂的捉手內飾團龍紋，圈足飾垂鱗紋。蓋、器均鑄有銘文(圖4)，銘文相同，為對銘，各15行，每行10字，共計150字。

(圖5)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周晚期頌壺，失蓋，高51.7厘米，造型相同。

(圖6)頌壺器身銘文拓本，國家博物館藏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頌壺”(圖5)，高51.7厘米。形制碩大莊重、紋飾瑰麗，重心在器腹下部，腹呈橢方形。頸部兩側有獸首銜環。壺頸部為波狀紋(環帶紋)，其結構似為腹部蛟龍紋的抽象表現形式。上下曲線波谷與波峰相反相成，造成統一中的變化。蓋與圈足分別飾仰復蓮瓣紋(垂鱗紋)，起棱，上下呼應。蓋沿飾竊曲紋。壺腹部四面主體紋飾為浮雕蛟龍紋。一首雙身，突起于器表，其斷面呈半圓形，輔以陰線刻紋。在蛟龍軀體上和紋飾空白部位，穿插以C形紋、夔紋。蛟尾在器腹轉折處成龍首而與側面蛟龍紋軀體相銜接。正、側面紋飾結構嚴謹而又富于變化。整個壺體花紋一反主軸中線、兩兩對稱的鋪排，而用連續環接的紋飾，紋飾線條流暢活潑，表現了青銅器藝術發展到西周后期審美傾向的新變化。頌壺口沿內環壁及蓋口外壁四周鑄銘151字，兩處銘文(圖6)的內容相同。這件頌壺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頌壺相比，雖壺蓋已佚，但形制幾乎一模一樣，大小相近，紋飾相類，作器者相同，可以肯定就是當初成雙成對的存世之物。

“三頌”金文工整秀麗、典雅規范，書體遒勁、雄肆奇美。無論上下左右，成列成行，布局整齊，書體規范，大小均勻，筆畫粗細一致，起筆停筆不露鋒芒，筆畫轉折處作圓弧形，都是西周后期的風格，它和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那種字的大小常不相同、起筆收筆多尖銳出鋒、筆畫轉折處多作方折的所謂波磔體的青銅器銘文有了明顯的區別。“三頌”銅器銘文既是西周晚期金文最成熟的形態，又是書法藝術的杰作，為西周王室所使用的標準書體，被后世稱為臨習金文的最理想的范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