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戰略研究院博士后 劉笑陽

當地時間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出意料地宣布,美國將退出2015年由伊朗、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共同簽署的關于伊朗核問題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可以說,面對由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的“伊核協議”,美國再次成為跳脫國際機制之外的“任性玩家”——而蘊含其間的不僅是美國的戰略調整,更重要的是美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逐步惡化。縱觀歷史,二戰前后的美國曾經通過在政治、安全層面籌劃建立聯合國、在經濟層面構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國際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都是美國主導的以國際制度為核心抓手的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客觀來說,即便美國的戰略選擇建立在本國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但美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長期以來都保持著較為良性的發展態勢。然而,在肯定美國對世界貢獻的同時,也要清晰地認識到冷戰后美國開始更多地采取了“單邊主義”的行動,這顯然同合作共贏的世界大勢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有所違背,而這一問題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后暴露得更加明顯。

在這個層面上,特朗普的美國外交政策進一步呈現出減少“國際責任”的總體取向。無論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巴黎協定》,還是退出“伊核協議”,特朗普正在以相對保守甚至落后的方式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希望通過退出“伊核協議”來遏制伊朗在中東的戰略擴張,反而會進一步推動中東的動蕩和伊朗的崛起。

具體來說,曾經的中東亂局促使奧巴馬政府在相關問題上采取了妥協姿態,通過放松對什葉派大國伊朗的制裁,來制衡沙特等遜尼派國家,從而保證美國退出中東之后的權力制衡。而伊朗此前也已經依照協議將鈾濃縮項目限制在和平利用核能領域,并獲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肯定。不過,近幾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恐怖勢力的退潮以及伊朗趁機在也門、敘利亞和伊拉克擴展什葉派勢力的行動,超出了美國原本的戰略預期,因此一直以來對伊朗保持警戒乃至敵意的特朗普試圖通過新的遏制行動對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矯枉過正”。在這個背景下,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就顯得順理成章,甚至還有可能進一步采取單邊制裁行為以遏制伊朗的地區崛起。客觀來說,特朗普政府的這種戰略選擇可以理解,權力制衡的中東也有利于美國在該地區的輻射影響。但是,美國在“正確”方向上所選擇的錯誤方法,卻可能進一步刺激伊朗在地區問題上采取更加進取的作為。

事實上,“伊核協議”的最大成效在于用合作協商的方式為維護中東地區穩定提供了可行的方案與制度的約束。在這一前提下,長期困擾美歐等國的“伊斯蘭國”問題才得到了有效緩解,而伊朗也進一步融入到既有的國際秩序當中。最為關鍵的是,作為一個擁有大國情懷且內部高度統一的國家,伊朗的地區崛起是歷史與現實客觀推動的結果。相應的,美國的行動則遵循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邏輯,在中東亂局和整體真空的前景下選擇了放松對伊朗的遏制,而接受它所可能帶來的崛起效應,這就使得類似問題永遠停留在權衡害處的惡性循環中。然而,美國若能更多以“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思路去理解伊核問題,更多通過制度約束與經濟接觸將伊朗納入自身主導的國際秩序當中,或許能夠更有限但也更有效地推動伊朗與沙特共同在地區穩定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不過,這一理解顯然并不符合美國對中東問題與世界形勢的認知,也不符合美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現實走向。

由此觀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在進一步割裂美國個體利益同世界整體利益之間的關聯性,特朗普對美國發展的理解很多時候都要擱置乃至犧牲世界的發展。美國逐漸從昔日的“責任導向”轉為“利益導向”,盡管這種趨勢并沒有完成也很難真正完成,但它本身卻意味著美國領導地位的動搖。在這個層面上,擔綱全球引領者一定要以世界的利益為出發,以本國的責任為核心,以人類的命運為依歸,才能進一步拓展長期的戰略利益、提升良善的國家形象、實現國家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從而實現《易經》所提到的“自損者益”。而這種更加符合當今世界潮流的思路顯然無法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自發生成,而是要更多地借鑒與學習東方文明與中國智慧。有趣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義常常帶有嚴重的自我主義包袱——它始終追求“損有余而補不足”,但卻在實踐中每每陷入“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困境,這種狀況在美國對伊外交中尤為明顯。

故而,特朗普政府在伊核問題上更可能繼續選擇當前的行事原則,通過對伊朗的制裁,遏制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崛起效應,同時進一步加強與沙特等國的聯系,并在敘利亞問題上繼續維持強硬姿態,致力于實現中東地區的“再平衡”。只不過,這種政策方向是否能夠使美國真正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卻要打上一個問號。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這種選擇可能會使得中東局勢重回紛爭之勢,這無疑與世界對國際制度與合作共贏的整體訴求有所偏離化;同時,在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中,如果國家與世界的互動出現問題,那么最終則會是兩者同時受到傷害,從而加劇美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