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杠桿率成因復雜。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政府及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投資主力，進而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的發展，導致相關企業杠桿率迅速攀升。一些地方政府為進一步刺激經濟，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等大量舉債，房地產市場也隨之擴張，致使房企杠桿率也迅速攀升。

近幾年，我國不少行業產能過剩，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債務規模不斷增加，加上資本市場尚不完善，企業融資方式單一，大量資金流向具有地方政府擔保的國有企業，推高了國有企業的杠桿率。此外，影子銀行的發展也助推了實體部門加杠桿。國內外多種因素疊加，導致我國進入了以高負債為主的加杠桿周期。有數據表明，我國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從2008年12月份的141.3%快速上升至2017年6月份的255.9%。

去杠桿不可能一蹴而就，關鍵是要處理好“穩”和“去”的關系，堅持“穩”中求“去”的思路。這個“穩”有三層含義：首先是宏觀經濟平穩發展，沒有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去杠桿談何容易？其次是穩定適度的宏觀杠桿率，因為適度的杠桿率才能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是推進結構性去杠桿。不能理解成簡單地降杠桿，更不能搞急剎車。

去杠桿應保持總體杠桿率基本穩定，把控制企業杠桿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作為重點。一是分類施策，優化債務結構。嚴格控制新增債務，削減和化解存量債務風險。如推進實體企業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資金，探索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依法破產清算，推動企業債務重組，加大“僵尸企業”退出力度等。二是保持經濟高質量增長，努力增加總資產，使經濟增速高于債務擴張速度。三是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通過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引導社會資本向優質企業集中。四是嚴控影子銀行規模和表外業務風險，從源頭控制企業部門杠桿率。五是加大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力度，加快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權限的下放進程，加快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剝離，適度放寬銀行呆賬核銷標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