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上升趨勢。”澎湃新聞從最高檢獲悉，2017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萬多人，起訴6萬多人，“以猥褻兒童罪這一罪名為例，近五年來一直呈現上升態勢。”

5月29日，最高檢召開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新聞通報會。最高檢未檢辦主任鄭新儉表示，不少地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現出上升態勢，個別地方上升幅度較大，而且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不少案件犯罪次數多、被害人多、時間跨度長，“應當說此類案件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被發現。”

校園暴力案件占比高，熟人性侵有的占七八成

通報顯示，在提起公訴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性侵害和傷害案件占據較大比例。其中校園暴力案件在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比例較高。而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強奸、猥褻兒童、強制猥褻、組織賣淫等性侵害案件比例較大，不少地方達60%多。

從被害對象看，留守兒童、低齡兒童受侵害的問題突出。從全國整體情況看，侵害留守兒童犯罪的起訴人數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起訴總人數的7.08%，在一些留守兒童集中的地方比例則更高。部分地方的性侵案件中，7成以上的被害人為14周歲以下兒童。

此外，從犯罪主體看，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尤其是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于陌生人，有些地方甚至有70%到80%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鄰居、親戚、朋友、師生等關系。

面臨發現難、查證難等問題，“還有相當一部分沒被發現”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在辦理這類案件中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存在發現難、查證難、指控難等問題。”鄭新儉分析指出，比如性侵案件，監護侵害案件，虐童等犯罪案件，由于未成年人的自護意識、法治意識不強，遇到侵害后不愿、不敢甚至不知道尋求幫助，“應當說此類案件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被發現，一些被害人長時間多次受到侵害而侵害者沒有被繩之以法。有的即使發現了，由于證據問題，最終被認定的犯罪次數也比實際發生的少。”

此外，有些案件發生后，被害人的家長出于保護被害人名譽、怕破壞家庭鄰里關系等，不愿意報案，而是選擇私了，“有的監護人自己就是侵害人，給案件查辦帶來難題。”

另一難關是證據調查。“很多案件發生在封閉私密場所，沒有目擊證人，有的沒有監控錄像，同時未成年被害人表達意識弱、不會保留證據，犯罪嫌疑人又往往不認罪，導致這類案件普遍存在客觀物證少、直接證據少等問題，給偵查、指控帶來很大困難。”最高檢為此呼吁，監護人在發現孩子被侵害后要及時報案，每一個公民，發現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也要及時報案，“應當認識到不報案就不能對侵害兒童的犯罪進行懲處，也不利于發現問題并進行有針對性的防范，這不僅在縱容犯罪，也會對我們的兒童造成更大的傷害。”

從業者要進行品德審查，推行性侵犯罪入職查詢制度

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緣何時有發生？“從檢察機關辦案實踐來看，導致當前性侵害未成年人發生的原因是綜合的。”鄭新儉表示，有的父母離異，有的家長外出打工，疏于對子女的看護，導致孩子成為犯罪分子的侵害對象。

另外，學校、社會培訓機構重視文化學習，輕視安全管理，人防技防不到位，尤其是在招錄聘用工作人員時，沒有進行品行和人格甄別，導致一些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性侵害未成年人。

鄭新儉建議，應完善學校、培訓機構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的安全管理制度。尤其是在招收工作人員時，要進行品德和心理的審查、甄別。性犯罪重犯率比較高，有必要推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開制度。

此外，對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性教育和自護教育不到位也很關鍵。“有些未成年人缺乏自護意識，有的受到性侵害后自己還不知道，有的受到性侵害后不知道該怎么辦。”鄭新儉透露，在辦案中發現，犯罪分子往往選擇那些性格懦弱、內向，不愛表達的孩子作為性侵害對象，我們在開展法治進校園巡講活動中，專門研發了預防性侵害課程，“孩子們通過巡講也知道什么是性侵害，遇到性侵害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還有幾個受過性侵害的孩子勇敢地站出來舉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