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通報2017年以來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情況。“性犯罪重犯率比較高，有必要推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開制度”，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主任鄭新儉如此表示。

在所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性侵害是比較特殊的一種。根據(jù)最高檢統(tǒng)計，性侵害案件在所有公訴案件中占據(jù)較大比例，不少地方達60%之多。從犯罪主體看，熟人作案比例高于陌生人，有些地方甚至有70%到80%是鄰居、親戚、朋友、師生等關系。這再次揭示了其“高發(fā)性”的原因：許多未成年人的自護意識、法治意識不強，甚至沒有基本的性別意識，遇到侵害后不愿、不敢乃至不知道尋求幫助。另一方面，嚴懲罪犯并不見得能杜絕重犯，因為性侵害者往往都意識到，可以用脅迫、利誘等方式掩蓋罪行。去年，上海市閔行區(qū)基層兩院在辦案過程中發(fā)現(xiàn)，該地域性侵未成年人的重犯率達到40%以上。這意味著，須把“保護”和“懲罰”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從源頭上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發(fā)現(xiàn)和防范機制。

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建立性侵罪犯的大數(shù)據(jù)庫。這里有不少前車可鑒，如根據(jù)美國的《梅根法案》，居住在美國的為人父母者，都可以進入美國司法部的網(wǎng)站，輕松查詢到自己居住的區(qū)域登記有哪些有性侵案底的危險分子，包括他們的姓名、照片、住址和所犯罪行等詳細資料。而且，案犯還要定時更新資料，方便查詢。在我國，各地也已經(jīng)有了一些探索。比如，江蘇淮安去年將4名性侵罪犯的個人信息將通過司法機關的門戶網(wǎng)站、微信公號與微博等渠道向社會進行公開，包括罪犯的姓名、身份證號、照片、年齡、性別與案由等。上海也有類似探索，檢察院不僅向相關部門公開罪犯信息，而且禁止其在學校、幼兒園、培訓機構等領域工作，當?shù)氐娜舜蟠碓谌珖皟蓵鄙媳硎荆Ч芎茫皇菙?shù)據(jù)庫太小，希望建立全國數(shù)據(jù)庫。

或有人說，這樣的做法是否侵犯了有性侵案底者的隱私權與人格權？是否杜絕了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答案是否定的。這首先是正義的要求所在。侵害了他者權利，必然要付出代價，尤其是考慮到性侵案中的“熟人作案”“重犯概率”等，應該意識到代價不僅僅局限于坐牢抵罪，更要公開個人信息，施以“羞恥感”。一些人只關心犯罪者的權利，而忽略了被侵犯者的身心痛苦，這是注意力的“跑偏”。其次，從現(xiàn)實角度來講，“以暴制暴”雖然有些功利主義，但卻是最實用的解決方案。在《梅根法案》施行以后，大多數(shù)美國人是這樣說的：如果你不想讓你的照片出現(xiàn)在搜索結果中，很簡單，別作案就行。可見，人們關心妻女安全，更勝過于關心性侵害者的隱私權，基于這一觀點，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甚至提出了“化學閹割”。

在充滿陌生人的社會里，我們要找到保護自己的方法。建立全國性侵罪犯的數(shù)據(jù)庫，讓每個人都查詢自己身邊的罪犯，讓這些曾犯罪的人不敢犯罪、不能犯罪，就是一種保護女性尤其是女童的有力手段。這比坐牢要厲害多了，因為罪犯們清楚，一旦再次把臟手伸出去，就沒有任何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果他還執(zhí)意這么做，這樣的人也不值得尊重——我們雖然樂見其改過自新，但世間所有的尊重都是掙得而不是應得的，有過性侵案底的人應該用持久的行動和努力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