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中國工程院頒發中國工程界的最高獎——光華工程科技獎，我國杰出的鋼鐵冶金專家和戰略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獲得第十二屆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

徐匡迪的故事，還要從40年前的春天講起。

打開眼界、了解前沿，才知道該在哪些方面努力

“上海工業大學的徐匡迪老師，請你到廠部辦公區來一趟！”1978年3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第五鋼鐵廠車間帶學生煉鋼的徐匡迪接到廠辦通知，“有重要的事情，我們給你準備車。”接到通知是上午11點，徐匡迪沒顧得上換衣服，下午就趕到市里報到，然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了北京，住進房間才知道要召開的是全國科學大會。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后來被稱作“科學的春天”的大會，將科學求真的精神吹向中國大地，也奏響了改革開放的先聲。

“中國有千百萬像我一樣的知識分子，在‘科學的春天’里，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被徹底改變，在隨后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努力學習和工作。”年逾八旬的徐匡迪回憶。1982年，他被派往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開始了兩年的留學生涯。“全國科學大會以后，科技工作得以恢復，過去封起來的實驗室都開放了，各地、社會各界都開始重視科學技術，經費也有所提高，開始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大家也開始積極投入到科學研究當中，爭取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徐匡迪說。

作為第三批公派到歐洲的留學人員，當時的徐匡迪對知識可謂如饑似渴。為了節約時間，他索性搭了一張折疊床住在實驗室，白天上課，晚上做實驗，沒有實驗員，也沒有助手，導師給了課題，只能自己動手做。

當時，導師問他：“我們這里做這樣的論文需要3到5年，兩年的時間對你來說是不是太緊張了？”徐匡迪卻堅持要在兩年內完成，“留學期間，周末實驗樓要關門，我才回到住宿的地方。”徐匡迪認為，打開眼界、了解前沿，他才終于知道應該在哪些方面努力。

“我國的科學技術能有今天這么快的發展，當時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徐匡迪說，“全國科學大會解放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同時極大釋放了我國的生產力。”上世紀80年代初，徐匡迪提出用真空循環脫氣加噴粉處理大型轉爐鋼水，冶煉超低硫、氧鋼，獲得英國、瑞典專利，并用于制造英國北海油田的石油管線鋼和新日本制鐵公司生產的西伯利亞輸油、氣管線鋼。此外，他還在不銹鋼精煉、熔融還原動力學以及焦爐煤氣制氫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為中國噴射冶金技術的開拓者之一。

科學家要善于交流，合作研究跨領域問題

2002年，徐匡迪出任中國工程院院長，他把戰略咨詢工作擺到了重要位置。

“美國的‘曼哈頓計劃’，請物理學家、工程學家、軍事學家一起研究，后來的‘阿波羅’計劃也聚集了各方面的專家。”徐匡迪說，“因此我體會到，科學家不但要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專業，而且要善于同其他領域的專家交流，合作研究跨領域問題。”作為戰略科學家，徐匡迪最為人所熟知的，是擔任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由徐匡迪牽頭組成專家咨詢委員會，對總體規劃、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發展目標等進行論證。同時，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形成京津冀地區新的增長極，論證在河北省建立雄安新區的可行性，徐匡迪組織專家咨詢委員會和國內外專家對雄安新區的總體規劃進行了數十次論證，按照“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要求，完成了總體規劃。目前雄安新區的建設正在穩步推進。

“當時就提出，不要盲目建設大都市，不要所有的中心城市都追求建成國際化大城市。”徐匡迪說，全世界發展最快的不是超級大城市，而是城市帶或者城市群。“交通上很方便，一小時能通達的城市群，是最適合發展的。”徐匡迪指出，建立一個“軌道上的京津冀”，用高速鐵路連接起來，這樣既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能促進協同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瞄準的是打造世界級城市群，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這項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徐匡迪說。

多年來，徐匡迪還先后組織了先進制造業、城鎮化、人工智能等咨詢項目，為國家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實現并跑、領跑，科研評價體系要有足夠的韌性

“40年前的全國科學大會播下了創新的種子，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成果豐碩。”徐匡迪認為，比如在土木、冶金、采礦、地質、水利等一些工程科技領域，我國已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我們建造了世界最長、技術難度最大的跨海大橋，在海底取出了可燃冰，在大科學工程方面也有可喜的進展。”

“在傳統的工程科技領域，我們已經具有相當的優勢，但是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新興科技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突破。”徐匡迪說，從引進、購買到實現自主研發，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現在有了大國重器，但還沒有‘精器’。也就是說，肌肉強壯了、骨骼長大了，但是心臟和腦子還要靠別人，這是不行的。”

創新的一端是應用，另一端則是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現在一些領域的創新還是‘熱’在了應用。”徐匡迪指出，要為創新奠定堅實的基礎，必須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攻關。他認為，“基礎理論不弄清楚，照著人家搞山寨版，靠抄近路、找竅門是走不長遠的，也不要寄希望于到國外購買，花錢抱個金娃娃回來。”

“比如，現在的科研評價體系，要看產值、利潤，一些不出產值和利潤，甚至賠錢的東西不太有人愿意做，單位也不太愿意投入，社會也不是特別關注。”徐匡迪認為，解決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的問題非一日之功，科研評價體系需要相應做出一些調整，“實現并跑、領跑，我們的科研評價體系也要有足夠的韌性。”

“另一方面，系統創新也很重要。”徐匡迪認為，高鐵就是一個系統創新的綜合技術體系——不僅車要跑得快，而且還要與軌道、橋梁無縫銜接；車跑得快了，要保證零部件不出問題，還需要很多穩定可靠的傳感器，“所以，高鐵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機械化、信息化、自動化連在了一起。”

40年前，徐匡迪從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而現在乘坐“復興號”高鐵列車只需4個多小時。列車在提速，科技創新也正在神州大地加速駛向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