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央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明確提出到2035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面對如此光榮的使命,我們應把握世界科技發展大勢,理性判斷我國科技發展所處的階段及其與國家發展需求之間的差距,從而明晰努力方向和著力點。

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國逐步建成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院所、中央部委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幾路科研“大軍”。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實力大幅度增強,科技“大軍”的結構和內涵也在不斷演進。在新時代,各路科技“大軍”應該扮演怎樣的創新角色?這是關系到科技戰略布局與體制改革的重要問題。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企業及其研發機構完成和參與了大多數的技術發明和創新,特別是面向廣泛市場需求的創新。企業最了解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差在哪里。它們是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和盈利而努力創新,不是簡單地為了生產新知識而創新。企業在創新能力不足的階段,為了補短板和盈利而更加重視引進技術和設備,這無可厚非。國家應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幫助和政策支持,而不一定是直接向企業投入科研經費。當然,企業須深化改革,真正建立以創新為導向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強大的、高水平的研發中心,有效吸納頂尖創新人才,成就創新業績。

作為一個面對多方面競爭壓力的大國,我囯需要有自己的戰略科技力量。現代強國和大國的經驗表明,包括國家實驗室在內的戰略科技力量可以聚焦國家發展需求,發揮凝聚科技資源的優勢,做那些分散的企業和其他創新單元不好做的大事,特別是那些跨學科、跨領域的創新活動。這和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驗是一致的。應用性質的創新須滿足重大的發展需求,而基礎科學研究則追求第一。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還須著眼于長遠發展目標,著力提升科學原創能力,取得國際公認的處于領跑位置的成果,起到引領未來發展的作用。

19世紀以來,高等院校發揮著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多重功能,與科研院所、企業在創新能力方面形成互補。例如,德國科學家獲得了幾十個諾貝爾獎,大約一半出自大學,另一半出自具有國家戰略科研力量地位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及其前身威廉皇帝學會。我國高等院校在改革開放后建立起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體系,越來越多的院校向研究型大學方向快速發展。我國高等院校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大規模造就青年人才,源源不斷地為企業、科研院所、大學、政府部門和其他機構輸送最具創新活力的生力軍,同時還大力開展了科學的自由探索及其他創新活動。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知識產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有效保護的環境如何能很好地激發人們的創造力,迸發科技創新活力。創新強國也是知識產權保護做得好的國家。在我國,人們通常將創新文化,或者說科學文化,視為“軟實力”和軟任務。我們一直在提倡建設創新文化、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但落實起來總顯得雷聲大雨點小。其實,我們可以換個思路“硬化”創新文化建設,就是通過深化體制改革,改進評價機制,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法規,消減那些有害于創新的文化因素。只有善待創新者,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讓虛假的“創新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才能引導更多的個人、團隊、企業和其他機構投身創新,敢于啃硬骨頭,破解制約發展的難題,為世界貢獻新知識。

當然,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許多科技領域與國際領先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過高。在著力提升創新能力的同時,我們仍須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合作環境,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現在,我國科技論文產出已經躍居世界首位。我們期待科技、經濟、教育等領域都腳踏實地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企業早日躋身世界創新型企業的榜單前列。(作者:張柏春,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