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制定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激發國防科技創新動力、保護自主創新成果、促進科技創新發展歷來是世界主要國家特別是軍事強國的通行做法。

當前，我國國防科技創新正處于跨越發展的關鍵期。加強國防科技創新，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僅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體制機制，也需要抓住全國全軍立法工作整體推進的有利時機，下大力構建系統完備的國防科技創新法律制度體系，為提升國防科技創新能力提供法治保障。

填補領域空白。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深度學習、增材制造、蜂群等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在國防領域的廣泛應用，國防科技創新發展的生態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創新驅動主體已不再局限于軍隊自身的研究體系或傳統的軍工企業，越來越多的商業企業乃至民營企業已躋身國防科技創新領域，使得國防科技創新涵蓋領域的外延進一步拓展。不僅包括推動國防科技進步、保護國防知識產權、促進國防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而且涉及激勵國防科技創新、促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深化國際合作等方面。

當前，國防科技創新主體多元化、創新環境開放化、創新制度科學化發展趨勢明顯，迫切需要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給予支撐和保障。盡管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法規制度，彌補了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空白，但從整體上看，頂層規范法律法規缺失、規范對象“涉軍不含民”、激勵約束作用不明顯、法律層級較低等問題依然存在，亟須通過立、改、廢等方式完善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體系，進而提高國防科技創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注重銜接配套。國防科技創新關系到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創新活動牽涉國家、軍隊、社會各方面，涉及軍地多方利益。作為協同發展、共同推進的一項大事業，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建設應重點突出“全國一盤棋”的“大體系”理念，緊緊抓住國防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的新趨勢、新特點，大力推開國家和軍隊共同立法的新路子。一方面，應打破國防科技立法軍民二元分離結構，搞好頂層設計，加強全局謀劃，強化軍地雙方的協調和對接，就起草擬制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規范軍地雙方權責、推動軍民技術相互轉化、激發創新主體積極性等關鍵性問題形成共識，加快推進國防科技創新的立法進程。另一方面，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起草制定應以國家科技法制建設總體部署和發展規劃為依據，與國家科技法規相銜接，避免互不適應、無法銜接、互相矛盾，切實提高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適用性。

突出激勵保障。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指出，技術創新需要制度創新。通過制定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激發國防科技創新動力、保護自主創新成果、促進科技創新發展歷來是世界主要國家特別是軍事強國的通行做法。長期以來，為改變國防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原始創新能力和條件薄弱等問題，我國通過“先行頒布國防科技政策，隨后出臺國防科技法規”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防科技創新激勵保障無章可循的問題，但政策與法律畢竟存在區別，法律具有政策無法比擬的強制性。在當前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方針的指引下，大力推進科技自主創新、激發科研人才活力、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提供完善的保障條件，更需要在國防科技創新激勵與約束、競爭與保護、轉化與應用、履責與保障等方面制定頂層法律、出臺專項法規、設立專門規章，使之成為國防科技創新激勵保障的根本遵循，推動國防科技創新向制度化、規范化方向發展。

提高可操作性。法治的最終目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行為于法有據。衡量法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標是法律法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健全的法治環境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既應包括原則性的規定，又應包含具體的、利于指導實踐的條款。換句話說，法律法規體系中不僅要有“高大上”的條例規章，更要有能夠注目于“瑣碎之處”“末端之節”的具體條款，使法律法規真正成為綿密的“制度網”、能夠規范實際工作各個方面的“操作手冊”。同樣，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制定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也要靠實踐來檢驗。國防科技創新法規體系建設在盡快填補基礎理論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立法空白的同時，也應注重從“概念”法向“操作”法轉變，通過增加“法治”因素、減少“人治”因素和自由裁量權的方式，對國防科技創新項目扶持、國防科研經費保障、國防知識產權歸屬等關鍵問題進行“精準性”的制度規范，下大力氣提高國防科技創新法律法規的可執行度和可操作性，真正做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國防科技創新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