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執行率達到40%以上。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算是好成績。但人民群眾確實還不滿意。”在全國政協常委呂忠梅看來,這種不滿意值得繼續追問,“到底不滿意的是什么?”

在6月8日的全國政協“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多位政協委員都關注到體制內外感受差異大的現象,呂忠梅之問也是王光賢之問。

法院和社會公眾對案件執結率存在的“各說各話”現象,被王光賢委員注意到,他從掌握的數據進行分析:2017年上海“剔除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后實際執結率達98.7%”,而上海某中院全部執行案件實際執結率大概是64%。

兩者區別在于,有無財產可供執行。換言之,“執行難”當中無財產可供執行的一類案件,其實是“執行不能”的案件。

在公眾印象中,“執行不能”案件是被算在“執行難”案件中的。對此,不少委員呼吁“合理區分并界定‘執行難’與‘執行不能’。”

對于被執行企業債臺高筑、無人員、無財產、無辦公場所的法人債務和被執行人無清償能力的自然人債務的“執行不能”案件,委員在建議上達成共識:不應將由于市場風險導致的“執行不能”歸結于“執行難”范圍中,甚至歸結于法院的執行不力,應探索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

另外,行政處罰法規定:當行政執法機關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后,當事人應當在行政處罰決定的期限內,自動予以履行。據了解,自動履行由于比例較大且不存在執行難問題,也在執結率計算范圍內為數據加分,也容易造成公眾的低滿意度與數據的高執結率之間的錯位印象。

為了扭轉社會對執行案件“執結率”等同于“實際執結率”的感觀,王光賢委員認為在法院工作報告和宣傳中,不必刻意突出“執結率”而淡化“實際執結率”。

“既不片面追求執結率,也不回避執行不能案件的客觀現實,讓公眾理性看待執行難,充分知悉民商事行為的風險。既普法宣傳,又彌合社會分歧,才能增強法院執行工作的公信力。”

距離“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這個最高人民法院承諾的兌現日期還有半年多,委員們認為:厘清“執行難”的基本內涵尤為必要,只有全社會取得基本共識,才能如期打贏“執行難”這場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