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字———“用心”。這是我國著名書畫大師饒宗頤先生90多歲時給我題的字。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字，是源于“劉海若事件”。

2012年，我們救活了劉海若。我并不覺得這件事有什么特殊，但是媒體記者對此事非常關注。很多記者打電話問我“靠什么救活了劉海若”，這也促使我去思考和總結。實際上，我們的團隊并沒有靈丹妙藥，只是在救治的過程中格外用心，并堅持了整體自洽的理念。

做一個有人文精神的醫生

在“劉海若事件”后，“用心”這兩個字就扎在了我的心里。但對于醫生來說，如何才能做到“用心”呢？

我們看到，暴力傷醫事件發生后，會有公安部門介入處理。但是從醫生的角度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的內心是不是夠溫暖？如果不夠溫暖，醫鬧可能就難以杜絕。我處理過很多醫鬧事件，然后發現，有時候只是因為醫生的一個眼神、一句話，甚至是一個舉動，患者就受到刺激進而作出難以想象的舉動。這也讓我意識到，做一個溫暖的有人文精神的醫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怎樣培養醫生的人文精神呢？2011年，在北京大學醫學部召開的一次醫學人文研討會上，韓啟德院士向全國醫務界推薦“敘事醫學”(“敘事醫學”旨在訓練醫生如何見證患者的苦難，并能將疾病的全貌娓娓道來。編者注)，希望從醫生做起，做有溫度的醫生。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敘事醫學，自此覺得找到了一個推動醫學人文的抓手。

目前，我國醫生的人文教育是有所欠缺的。醫學生到醫院實習，大都想著學技術，人文教育則被沖淡了。而要強化醫生的人文教育，畢業后繼續教育就變得至關重要，尤其是畢業后的7年，是一個醫生技術、經驗和人文精神定型的關鍵時期。如果年輕醫生技術練好了，人文精神也具備了，那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好醫生；如果只是技術提升了，而人文精神這塊兒缺失，他就會是一個冷醫生。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醫生技術越強就越高冷。這是很危險的。

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在主管全國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的規范化培訓時，就強調“人文是必修課”，而且實行“一票否決制”。

從2012年起，我們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就規定所有年輕醫生，包括住院醫生、進修醫生、研究生都要寫敘事病歷，每人每月一篇。帶著這樣的任務，我們的醫生就會在診療時多留心問一下患者，家庭怎么樣？經濟狀況怎樣？親戚朋友怎么樣？得病痛苦的狀態怎么樣？一開始，很多年輕醫生是被逼著去寫，但寫著寫著，這些溫暖的東西、人文的精神就扎進了他們的心里。

迄今為止，我們科室的醫生已經寫了2000多份敘事病歷，每一篇都讓人感動。我們把這些內容進行匯編，馬上要出一本新書，書名就是《用心》。在這些敘事病歷中，手術前那嚴謹縝密的分析，手術中那一刀一剪的精確，手術后那無微不至的觀察，決策時那設身處地的思考，無不體現著醫生的人文精神。這里，我還想從中選一個醫生的故事與大家分享。

醫生的最高境界是做良心手術

鮑遇海主任的手術做得非常漂亮，他是我們科里所有年輕醫生心目中的“大神”。

他曾經做過一臺巖斜區腦膜瘤的手術，手術做完后，助手看了一下說，“差不多了，咱們可以收場了”。可是，鮑遇海主任不理會，他仍拿著10厘米長的鉆在兩毫米大的骨頭縫里一點點地磨藏匿于角落的少許腫瘤。整整花了70分鐘的時間，才把那半個指甲蓋點大的腫瘤清除干凈。很多人不知道，在手術接近尾聲時，這70分鐘對于主刀醫生來說，是一種毅力和體力的極大考驗，更是對醫者良心的一種考驗。

常規來說，這種手術在切除大的腫瘤后，骨頭縫里的這點腫瘤很難切除干凈。但這一點點的腫瘤恰恰是腫瘤復發的種子，要不要把它清除干凈，完全在于醫生自己的良心。但是，鮑遇海主任做到了。

鮑遇海主任還給一個17歲的孩子做過聽神經瘤手術。這個神經瘤有5厘米大，要切除這個腫瘤，同時又要保護面神經，是非常困難的。他為了保護孩子的面神經不受損傷，采取了一個特殊的體位——半坐著，雙手高舉著，在顯微鏡下輕柔地操作，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護患者面神經。這個動作，他堅持了整整3個小時。他說：“這么大的聽神經瘤，假如術中面神經損傷，孩子術后會面癱，這樣的結果盡管遺憾，但全世界的神經外科醫生都不會責怪我，因為太難了。但我的內心，是把患者當做我的兒子來看待的。”

因此，鮑遇海主任也常常說，醫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合格手術”，而是“良心手術”。

但是，鮑遇海主任主任也有自己的失誤之處。他曾經信心滿滿地做完了一臺手術，可術后不久患者就去世了，這對他來說是個極大的挫折。在那之后的5天，他頭發凌亂，胡子拉碴，面色灰暗，眼睛血紅，眼神暗淡而絕望，才幾天光景，就被折磨得幾乎沒了人形。

事后，鮑遇海主任反省說自己過于自信，沒有把5%的可能造成腦水腫的風險充分估計到。他為此非常自責，在跟科室的醫生說這件事時，淚如雨下。

感動,源于內心溫暖

還有一個故事也很溫暖。張鴻祺是我們科室現任的主任，他曾經接診了一個急診患者，叫多吉措，一個在京打工的藏族姑娘。馬上要做手術，時間非常緊急。然而，陪她來的不是家屬，不能進行術前簽字。張鴻祺就給她的父母打電話，可她的父母不會說漢語。最后了解到多吉措有個姐姐在深圳，張鴻祺就給她姐姐打電話，可對方認為他是個騙子，不理他。但是，張鴻祺沒有放棄。他拿起手機，給多吉措拍了張照，又拍了張醫院的照片，一起發給了患者的姐姐。多吉措的姐姐這才相信，在手機上給簽了字發過來。

面對這樣的難題，也許有醫生會說，家屬簽字后才能手術，這是法律規定，我們不能違法。當可以得過且過的時候，很多醫生不會努力想辦法去救治患者。但如果我們的醫生把幫助別人視為己任，此時人性的光芒則會照亮你的心扉，啟動你的智慧。你會想盡一切辦法跟家屬或患者溝通，既搶救了患者，又完成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張鴻祺主任還治療過一個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患者。這個患者手術前就已是半癱瘓狀態，做完手術后，就完全截癱。實際上，對于這種病，世界上沒有醫生能治好。但張主任仍是耿耿于懷。在了解到患者的哥哥是智障，全家幾乎是靠爸爸掙錢的家庭狀況后，張鴻祺主任就竭盡所能地幫助她。為了讓她學習知識和技能，能開始新的生活，張鴻祺主任給她買輪椅，幫她聯系校長，并資助她上職業學校。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我相信這些故事不只是感動了患者，也感動了我們自己，而它們都源于醫生內心的溫暖。正因為有了醫生的溫暖，醫學才有了溫度。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