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二孩時代”讓老人們承擔了過重的壓力，長時間處于“責任重、風險高”的帶娃壓力下，因此愈發顯得力不從心，不堪重負。一些老人為此感慨：腰酸背痛，還落了一身埋怨。

“二孩時代”的來臨，對整個社會都有深遠的影響。這也讓生育、撫養的話題，從家庭內部走向了公共領域。類似老人帶娃的問題，這些年愈發頻繁的在輿論場被提及和討論。去年就有調查顯示，老年抑郁癥患者正在逐年增加，而其中約三至四成都是因帶娃引發的。老人帶娃的壓力并非個案，而已經成了一種需要被正視的普遍現象。

老人退休之后幫兒女帶娃，是中國家庭內部分工延續已久的一種傳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都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年輕父母會想著“生了娃有父母帶”，多數老人也會自覺把帶兒孫視為自己的分內事，甚至以此作為“催生”的理由——老了就沒法給你們帶娃了，生孩子要趁早。

但近年來，上述“傳統”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社會發展速度加快，使得育兒觀念的代際隔閡日益突顯，隔代撫養很容易引發老人與子女間的矛盾和沖突。老人更像是免費的全職保姆，而不像過去那般，對帶娃有著高度的主導權。時下的帶娃老人不僅要付出體力勞動，還可能動輒得咎，自然不愿意再承受這樣的壓力。

與此同時，許多家庭中的老人與年輕子女都不在同一個城市生活，這些家庭的老人要幫子女帶娃，就不得不奔赴子女生活的異地，甚至與老伴分離，被迫重新去面對一個新的生活環境。而且，隨著大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們的主體意識也在提升，將帶娃視為“使命”的觀念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老人都會憧憬擁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而不再將帶娃視作自己唯一的選擇。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為老人減壓的建議，諸如年輕人應該主動承擔更多的養育責任等。但是，就現實而言，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會上重新確立養育下一代的分工規則，僅靠家庭內部的自我調節，是遠遠不夠的。

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人，占全國2.47億流動人口的7.2%，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他們的子女，相當一部分都是雙職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慮到房價、教育、醫療成本，這些家庭在孩子的撫育上如果缺乏父母的“資助”——要么一方全職在家帶孩子，要么請保姆，對不少家庭來說都具有壓力。在這樣的現實之下，父母幫帶孩子，就成了家庭內部消化分擔撫養成本的優先選擇。因此，如果撫養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擔機制，這種基于家庭內部秩序的養育分工，必然會持續下去。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呼吁公共部門完善相關配套服務的聲音也越來越多，這種呼吁，實質上就是要讓國家和社會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目前，我們的公共服務與資源供給還相對不足，普惠式的幼教、幼托所十分缺乏。如果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老人們自然不用再承擔如此巨大的壓力。

老人們承擔“責任重、風險高”的帶娃壓力，本質是生育成本過高導致的結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與不少家庭不敢生二孩，其實是同一問題的一體兩面。加快優化生育成本的社會分擔機制，解除更多家庭在養育孩子上的后顧之憂，才是“解放”老人，緩解社會生育焦慮的要訣。